马来西亚建国67年，今年迎来与中国建交50周年。读过历史资料，相信多数人都对明朝郑和下西洋这段历史印象深刻，但早在公元7世纪（公元前601至700年）唐僧义净法师为了去天竺（当今印度）取经，登上海上丝绸之路，沿途中登陆南海（如今东南亚地区）多国，当中包括羯荼（古吉打）。义净法师在著作记载沿途所见所闻，成为后人宝贵史料。透过其文字记载和考古考证，我们可以追溯历史，对古代生活、文明、社会、国际交流等方面有深入、更全面了解，这推前有关马来西亚文字历史。
学习历史，让后人了解过去事迹前因后果，并以史为鉴，学习古人智慧，展望未来，避免重蹈覆辙。
在古代，河流与人类生活有密切关系，对经济社会层面都有深远影响，是除了陆路之外，是人类常用交通通道。
义净法师俗姓张，字文明，公元635年生于齐州山庄（现中国山东省济南），约8岁出家，是著名三藏法师，也是四大译经家之一。
他在公元671年，从广州乘坐波斯商船南行，到天竺取西经，是比郑和早700年前来马来半岛的中国学者和求法高僧。
义净法师这趟取经旅程，经过南海多国，包括室利佛逝（Srivijiaya，又名三佛齐），并将沿途所见所闻记录在其著作——《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
根据义净法师文献，马来半岛历史从14世纪的马六甲王朝，推前至公元7世纪，始于当时被称为羯荼（现今吉打州），而室利佛逝王国疆域非常大，相信涵盖东协10国面积那么大。
义净法师取经之旅不但提高帮助大唐僧人学习梵文，进而提高佛学造诣，也促进国家、文明，以及百姓之间友好交流。
他除了是精通经、律、论的三藏法师，也是一名医僧，精通医术。他到天竺取经之外，也学习当地医术，并将向当地人介绍中医和人文，促进多层面交流。
适逢马中建交50周年，由马来西亚国家团结部主办，国家博物局、国家档案局、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协办《古吉打与唐僧义净国际大会》，以及《唐僧义净图片展》已于7月举行，邀请近百名学者专家、佛教界高僧及民间代表等，针对义净法师于登陆马来半岛古吉打历史记载展开学术研究及交流。
羯荼是东西方国际贸易重点，考古博物馆内陈列佛座经文之外，沿河还有炼铁炉古迹。
据史料记载，义净法师在公元672年登陆羯荼，逗留约4至5个月再启程前往天竺。
他的著作生动描述当时社会风俗和面貌，让后人透过文献，洞察古时候生活。
山东省佛协副会长兼义净寺住持释常净法师在受访时说，据义净法师两本著作记载，羯荼有庞大海港，义净法师经过马六甲再到古吉打，而针对室利佛逝现址考证有两种说法，指可能在泰国南部，或印尼苏门答腊巨港。
“义净法师笔下呈现的公元7世纪，可见室利佛逝是公元7世纪经济繁荣、富裕国家，历史久远，也是个开放国家，对技术、商业、文化和宗教方面都具有包容性。”
他说，义净法师笔下记载的其中一个民间生动例子，是当时羯荼民众会以椰子和铁，做物物交换的贸易活动。
“有人用椰子换铁，铁用于生活，且古吉打生产铁，用铁做贸易，是公元7世纪非常繁荣国家。”
室利佛逝是东西方枢纽
释常净法师指出，义净法师在著作提到南海当地人使用昆仑语，作为官方和通用语言。
“据义净法师记载，有个求法僧人精通昆仑语，当时义净法师也有研究。经考证，昆仑语是古马来语，但语言并不代表宗教。
“室利佛逝是前往印度的中转站，当时7至8世纪南海几乎都是佛教国家，离印度很近，义净法师逗留期间，学习昆仑语和梵语。”
他提到，义净法师求法期间，前后在马来半岛和室利佛逝逗留，深受王宫乃至平民百姓欢迎，并指当地人以食物供养，量多得满溢地面上，反映法师受民众优待。
“南海当时医学不发达，因为他（义净法师）医术高明，介绍中医和印度所学医术，将针灸、推拿、药方等传给南海人民，是真正的中西医结合。”
释常净法师说，义净法师促进国家和社会之间友好交流，促使室利佛逝派遣使者到大唐，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当代重要代表人物，地位不可撼动。
取经之行促成文明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郑筱筠认为，义净法师取经之行不但记录宝贵历史文明，也为南海和中国古代文明交流作出重要贡献。
她说，义净法师前往印度取经，是希望取得正统典范，来纠正有关戒律和对经文理解出现分歧相关课题。
“《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为世界佛教提供珍贵史料，包括医学、佛教典型风俗，有助研究古代南洋和东南亚文化。”
郑筱筠指出，在武则天支持下，义净法师参与大量佛经翻译工作，且为了确保准确翻译，义净法师不轻易改动译问，还附上注释，以流畅语言作补充，促进读者即僧人的了解，这点是中国佛教发展重要创新，义净法师因此被后人誉为中国古代四大译经家之一。
她提到，世界多样性由多种文明汇集而成，不同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风格多彩文化，而文化的多样性，成为人类社会基本特征，并强调文明发展需薪火相传，更需要顺势、应势，以及推陈出新。
她说，从史料可见，世界文明发展都有规律，即任何文明都要与时俱进，不断吸纳时代精华，且多元共生是人类文明生态基本样貌，在面对全球挑战之际，世界各国应共享责任和利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解决问题。
考古证明马中友好逾千年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名誉院长王邦维教授指出，义净法师去印度取经，往返途中两度停留羯荼，共逗留约13个月，当中原因值得重视，以及更多相关研究。
他说，义净法师两度前往羯荼国，第一次是去印度途中，经考证是在公元672年至673年间，停留约4个月，第二次是从印度返回中国途中，即在公元686年，停留约9个月，加起来13个月，相信长时间停留不只是因为季候风。
“推算结论有3点，其一，当时羯荼国是孟加拉湾重要交易港口，经济相对发达和繁荣，各国商人和求法僧人来往，多数在这里停留。
“其二，羯荼国当时拥有活跃对外贸易活动，有属于国王的商船，国王也从事海上贸易，说明海上贸易有很大利益。
“第三，羯荼国受佛教影响，求法僧人在当地获得良好对待，否则他们不会作长时间停留。”
王邦维指出，数十年来在吉打尤其布秧谷考古发现，有中国陶器碎片、大量佛像和佛教文物，与义净法师记载事迹相符，证明中国与马来西亚友好往来已有上千年历史。
他说，义净法师记载也提到狼牙修（Langkasuka）国家，是位于当今马来西亚东北部。
他认为，义净法师记载和著作深具价值，是关于吉打最早文字记载之一，值得重视，且羯荼和周边地区历史研究，有助增进现代人对吉打历史的了解。
古文明交流是现代榜样
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主席拿督吴恒灿提及，理科大学考古队在吉打武吉皂礼（Bukit Choras）发现的佛教寺庙遗址（chandi）和千年佛像，经考证后源自公元7世纪，证明当地历史，比印尼婆罗浮屠和柬埔寨吴哥窟更悠久。
他说，《古吉打与唐僧义净国际大会》议决，将义净法师列为我国重要历史人物，并将后者记录列为中马两国官方历史档案。
早前在今年6月，考古队在上述遗址发现3尊佛像，其中有如真人大小盘坐的佛像及古梵文石碑，有待作进一步研究。
从义净法师取经之行，可让我们学习古人追求学问，勇于探索未知，克服困难的精神。
他跨越地理、气候、语言等种种挑战，远赴印度求法，途中接触来自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的人事物，促进跨文化交流与合作，教会我们尊重与包容，也展现文化交融重要。
希望现代人从历史中学习，珍惜如今得来不易的一切，并维护重要历史古迹，继续传承古人智慧与正面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