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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游自在

子若

临终关怀

张宝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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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游自在|忘不了寒流里一杯暖茶 张宝方从此离不开慈悲

她经历过父母亲在107天内相继离世的椎心之痛,也曾在寒夜街头感受过陌生人递上热茶的人间温暖,更到过印度“垂死之家”体会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1910-1997)奉献贫困者的高尚情怀。这些接踵而至的生命事件,坚定了三十年来投身志工的决心,她为罹癌小男孩圆了生前亲睹高铁的梦,也让总是为家人着想的小女孩放下牵挂安祥离开。她把慈悲转化成行动。

“先是罹患肺癌的妈妈病逝,接着是爸爸脑溢血骤逝。”在短短107天内,台湾服务志工失去父母亲。那个时候,她不过是个双十出头的年轻女子。

2024法鼓山关怀生命奖 “慈悲奖”得主张宝方,不曾忘记曾经在仿徨无助时,有个人给过她一杯暖茶,她带着寒流里的温暖往前走,用行动应验特蕾莎修女说过的一句话,那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找到自己的责任。

“妈妈离开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感觉死亡和新生命好像在交替。”由于父母去世的时间相隔相当近,以致哀伤的情绪大于迎接新生命的喜悦。

她忆及跟妈妈最后一次见面,“那是我上台北探望她,那天正好是入秋风起时,内心有说不出口的复杂情绪,这让我想要留下来,可碍于无法过夜陪她,我只能在一天内公车往返。”

“临走前,妈妈把身上衣服脱下给我披上,但我拒绝了,可她硬是要我把衣服穿回去。”那一夜,走在回家路上的她,每每想到妈妈人还在医院,无以名状的惆怅感油然而生。

“结果,等到我要再上去的星期天清晨,就接到妈妈离世的信息,再见到她时已变成一具冰冷的遗体。”她遗憾地忆述,曾希望把妈妈接过来一起住,也让妈妈过上有孙子抱的日子。

“曾经许下很多诺言,但都再也不能实现了。”至于爸爸去世的那一天,她赶到台北时,“爸爸也已经被安置在太平间了。”她永远都无法忘记,父亲过世后带给她的撞击之大。

“我深切感受到,自己在这世上宛若没有亲人了,如同孤儿似的。”当她成为妈妈时,更能感受到当父母的辛苦了,“同时,我又会抱怨父母不在身边,这种内在思绪和冲突相当复杂。”

一杯热茶温暖心头

有一回,她跟丈夫吵架后离家,“刚好那夜寒流来袭,在刺骨寒冷中,我独自在夜灯下,放声大哭,内心感受五味杂陈。”也在那个仿徨无助的时刻,明灯出现了。

附近有家商店的服务人员趋前来慰问她,“他问我:小姐,你还好吗?要不要喝一杯热茶?”霎那间,泣不成声的她马上感受到一股雪中送炭的暖流,“寒冷中一杯热茶,点滴在心头。”

在《放下的勇气:安宁病房的生命故事》这部著作里,张宝方把自身经历化成文字,让人阅读到什么是陪伴的智慧、告别的勇气,以及圆满的祝福。

“即使那一夜再怎么冷,那杯茶给了我一点安慰、一丝温暖,也安抚掉了当晚的情境。”那个当下,她决定收拾好情绪,带着人间尚有的温暖踏上归途,也开始踏上志工之路。

“其实,在照顾妈妈时,我也曾想过照顾其他癌症病人。妈妈过世后,这个想法更强烈,但还不是很坚定。毕竟,那是90年代初期,才被引进台湾,对志工的了解仍然模糊。”

“如果有机会,我就会去帮忙。”锥心之痛让年纪轻轻的她发愿成为终身志工,“台湾安宁疗护之母”赵可式教授曾对她说,她具有高敏感度,这是做的特质之一。

“然而,高敏感度的人容易受伤,而我有个遗憾,那是父母走的时候,我都不在他们身边。当我真正走上这条路之后,我更加难过了,因为我才知道,那是他们最需要我的时候。”

“我心里有很多缺憾,却再也无法报恩尽孝了。”慢慢地,在悲伤中,她对自己说,当下能做的是把眼前的末期病人照顾好,再把功德回向给已故双亲,“我把遗憾转换成了动力。”

父母及早离世迫使她不得不长大,“他们用生命的终极启发我。”当志工初期,她常会思及那杯热茶给过的震撼和教育,“犹如我在病人极渴时递上一杯水,那个当下是多么重要啊。”

太平间也可以有温度

90年代开始,她积极参与医院病房从无到有过程,“首个在普通病房接触的病人是睾丸癌患者,病人承受着完全无法忍受的疼痛,哪怕拉一下床单都能让他痛不欲生。”

为配合法鼓山马来西亚道场25周年系列活动,张宝方与资深心理咨商督导杨蓓老师(左)进行了一场“来一趟,走之前”对谈会,并在结束后,获得监院常藻法师赠予“人间有幸福”墨宝,而她长期为临终病患提供关怀举动,无疑是人间烟火里一幅幸福画面。

“我在想为何这么痛,连药物也无法解决疼痛,我只能试着理解,却有种使不上力的无助。”她说,当时仍未受训练,只能陪伴和支持辛苦照顾病患的太太,更心痛照顾者的无助。

“但凡她无法抽身或有需要时,我们都会帮她跑跑腿、买买东西。”后来,医院开始盖安宁病房,她被送到日本进行观摩,“在病房仍未盖好时,就接触到院里医生病逝的事故。”

“当时,医院太平间位于地下室,环境既昏暗又脏乱,他只能被安置在对面火葬场。我想到,一位在医院服务了那么久的医生,他往生后的处理过程起码是庄严且慎重待之。”

“所以,我给院长写了一封信。”她的这一封信促使医院开始积极为太平间开启重整规划,“当时,我只希望太平间不会让死者家属感到害怕,尤其孩子对生死学的概念很模糊。”

在其建议下,整个太平间按照的概念去做规划,“这包括空气、味道、清洁、颜色呈现的氛围,加上空间是明亮的,光线让人感到温暖,我还把冰柜前方弄得像画廊一样。”

“这里头设有祈祷室和助念室,而线条式玻璃窗设计,可让家属在不打扰法事情况下,在外面哭泣。”她说,当时几乎无医院有此装潢,“它虽不能让失亲的人离苦,至少让他们减痛。”

面对过多死亡情绪麻木了

尽管太平间重整规划波折重重,亦历经数年才完成,但她如此积极无非是让每个人拥有从容道别的空间,“哪怕小孩进去瞻仰遗容也会是温馨的,而不是让生病活生生把他与死者的关系断开。”

“这件事给了我一个大启示,即是人生中可能会想要成就一件好事,可做好事未必就得顺遂,反而有时更多挫折,它其实考验耐心、毅力和信念。对我来说,这更多是心里交战的磨练。”

“除了哭哭啼啼以外,我也想尽办法解决所有关卡。”后来,每一回从安宁病房与太平间走出来时,她都是泪如雨下,“看到别人经历不同的苦,我无法不感叹,没有一天可以笑的。”

“初时,我对情感拿捏也没有界线,每天都是负面情绪,我也不敢回家哭,只能开车绕山路,常常到一棵树下疗愈自己。”当一切熟能生巧,做起来驾轻就熟后,她起了盲目的自信。

“当有人去世后,把事情处理完即可,一切都很顺利。”万没料到,有一天,她突然惊觉,自己对人的感受度变低了,“当情绪失去反应能力,一切变得机械化,这种无感让我害怕。”

“作为提供服务的志工,这样的无感是非常残酷的。”她当下自觉,对生死感到麻木之余,也有感自己仿佛生病了,“我需要找方法应对。”她后来到了印度寻找答案。

在抵达吉隆坡期间,张宝方也给法鼓山马来西亚道场的志工们讲述对临终病患及照顾者的关怀。

不顾家人反对去印度

2008年左右,她读到媒体报导特蕾莎修女的新闻后,萌生到印度走一趟的念头,后者是著名天主教慈善工作者,主要是在加尔各答(Kolkata)为穷人服务。

“我向来对她有所敬仰,但也只是仅此而已。当时,台湾有个学者带人到那里服务,我在想自己是不是应该去看看,因为特蕾莎修女做的事情很不容易,特别是照顾贫民窟的人。”

“想必跟身在台湾会有不同体会,到贫困地方服务或许会带来不同震撼教育。”她不作多想马上付诸于行动,“在家人反对下,我登上了飞机;入境之后,眼前所见皆废墟,犹如死城。”

她跟友人搭德士前往特蕾莎修女生前创办的“垂死之家”(Nirmal Hriday)报到,抵达后,她终于亲睹到了特蕾莎修女的石像,“她是多么的娇小,却做了那么伟大的事。”

“在面试时,我告诉对方,我想做垂死服务,当场才恍然得知,那里有不同的家舍,有临终之家、儿童之家、残障之家等,而真正的垂死之家,还得到45分钟车程以外的地方。”

她俩最终被派往距离最靠近的高度传染垂死之家,“看来我的运气不错,这里安置的都是垂死的人,但都是传染病病患者,想必给我的震撼一定很大。”

亲自爬上屋顶晒床单

“家舍有个规定,即是不管新来还是旧有志工,一律都要穿上围裙,打理和清洁家舍的环境,还得替病患换洗床单,并把清洗好床单,带到屋顶上晒干,我们都是爬上屋顶的喔。”

“这是基本工作,任何人都得做。”基于家舍没有马桶设备,因此病人都在床边地上排泄,“刚开始会害怕,但我的肢体语言还不错,陪伴他们也为他们按摩,对所有病人一视同仁。”

许多年以来,她伸出的援手宛若及时雨,每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只是想让病人少受一点苦难。

在开始服务后的第四天,负责的修女安排她给舍内病患换药,“我才知道,许多病人都长了无法痊愈疥疮,因此病人需要站着,让志工蹲着为他们的下体上药。”

在这换药过程中,穿着防护衣的她不断在想,世卫组织一直在进步中,为何当地药物条件那么差呢?“尽管这个世界有很多资源,却好像帮不了他们。”她的心灵产生前所未有的撞击。

她每天清晨5点就得起来作准备,“出门一趟,不仅常常踩到粪便,鼻孔都变得脏兮兮;碍于不习惯当地饮食习惯,往往用餐后肚子会胀气。我告诉自己,这样的日子要撑一下下。”

人间疾苦把她拉回来

在那里待了一个月,她每天都得经过贫民窟才能到达服务的家舍,那里她亲睹最苦最穷的老百姓,期间亦目睹外来志工受感染,“我开始对别人的苦难有了反应。”

“对方的恐惧会映照到自己身上,同时发现自己会有害怕的感觉,也可以说,那个当下才把自己拉回到人世间。”在她眼里,那些来自全世界的志工都不简单,“他们都不怕死亡。”

这趟印度行让她强烈感受到那些常期对生命有匮乏感的人,有的会对别人所给予一切感到理所当然,有的则对生命不屑一顾,“最大收获则是,特蕾莎修女的情怀是我们想要学习的。”

“她曾说过:你在别人的需要上找到自己的责任。”而她一直在做这件事,“台湾环境不差,把自己丢到那样的环境不容易,我不能讲自己勇敢,当时是为了想要了解而出发。”

“若没有到那里,我无法看到他们在绝望中需要什么以及我可以为他们做什么。这样的环境会加速个人体会,当下确实有被震撼到。”她坦言,能理解特蕾莎修女,但做不到她那个程度。

张宝方有感而言道,走在临终关怀路上,最好的礼物是,看到自己对临终者和家属说的话和做的事起到正面作用,且不管多少年后,再遇见或听到家属的消息时,他们找到安心,也用心记住她。

为临终者释牵挂圆梦

走在志工路上,她遇到的每个案子都是让人有所思、有所悟的生命故事,“当中,有个小女孩的妈妈是外籍配偶,爸爸离家后,妈妈得上夜班,念小四的女孩需要照顾妹妹。”

“碍于妈妈语言不通,女孩的血癌医疗处治都是自己跟医生沟通。”她说,女孩年纪虽小却处处为家人设想,而女孩唯一梦想即是到大海当个自由自在的美人鱼,“我们决定替她圆梦。”

“由于仍在治疗当中,小女孩不能吹风,但我跟医生商讨对策,并找来一群朋友帮忙,最后在海边公园办了一个仪式,让女孩得以在海边玩水。”那一天,女孩如愿以偿,亦尽兴而归。

直至那一天,女孩病情告急被送进加护病房,“前个晚上,她才告诉我感觉很累且状况不好,心中却仍担心总是粗心大意的妹妹。”听了以后,她建议女孩把全部担心都用手机录下。

“她更担心的是,未来万一家人搬家了,她就找不到他们了。我叫她不用担心,妈妈会知道怎么做的,我后来有把女孩的想法告诉她的妈妈。”

“女孩逝世的翌日早上,妈妈抱着我哭诉,为何女儿叫她到楼下买东西的时候离开。我对妈妈说,女儿这么做也许是故意的,因为妈妈在身边,她就无法好好告别,也不舍得离开了。”

“我突然想起敦促妈妈赶紧看看手机里有没有女孩的语音留言。”再后来的某一天,她跟女孩家人再次遇上,“妈妈表示努力工作后,已经把屋子买下,正在供屋子,家里经济状况在改善。”

“女孩的妹妹也上高中了,妈妈给我道了谢。而看到妹妹时,我想到了那一段电话录音……”她曾说过,病人是她最好的老师,他们告诉她善终的智慧,“也让我珍惜善生的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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