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前,政府把一些巴勒斯坦伤患连同家属带回大马进行治疗,导致许多国人对此大表不满,嘲讽政府不关注国内同样需要援助的原住民、乡区村民和境内其他罗兴亚难民,却为了政治利益大费周章讨好巴勒斯坦。
上周发生了巴国妇女大闹吉隆坡转站大楼(Wisma Transit)闹剧后,许多人更是站出来谴责这种“不知感恩”的胡闹行为,并希望政府尽快遣返这些巴勒斯坦人。
暂且莫管政府带巴国人来马的“善举”是否正确,我们来看看历史上某些国家因善意接收难民、尔后却被他们“恩将仇报”搞得鸡毛鸭的血的教训。





(一)刚果内战(1996-2002)
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爆发后,数百万难民逃往邻国避难;约两百万胡图(Hutu)族人进入刚果(当时称“扎伊尔”或Zaire)境内,其中部分混有胡图极端分子,使难民营成了极端分子温床。
讽刺的是,随着卢旺达爱国阵线(Rwandan Patriotic Front)击败实施种族灭绝的卢旺达政府,该国新政府开始联合已落脚刚果境内的图西族民兵,以及乌干达、安哥拉等非洲国家,对刚果政权发动攻击,理由是“刚果政府庇护胡图极端分子”,造成第一次刚果战争。
1998年,因各种政治利益的牵扯,第二次刚果战争爆发,至到2002年结束。估计逾六百万人因此内战而死。(资讯来源:https://www.cfr.org/global-conflict-tracker/conflict/violence-democratic-republic-congo
(二)黎巴嫩内战(1975-1990)
1948年以色列成立后,成千上万巴勒斯坦难民涌入黎巴嫩。随着巴国难民人口增加,难民成了少数群体,成为政治紧张源头,并破坏该国基督教和各伊斯兰教派之间的平衡关系。
几十年后,巴人逐渐形成庞大势力,导致国内局势紧张。1960年代末,因着黎巴嫩政权的腐败和衰退,同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游击队在难民营日愈壮大,加上黎巴嫩阵线(Lebanese Front)等民兵的羽翼已成,局势变得愈发危险,让以色列有藉口袭击黎巴嫩,让举世震惊。
这些外部冲突结合内部宗派斗争,最终爆发成全面内战,导致约15万人丧生,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同时使该国多年内经济陷入崩溃,更让参与战争的叙利亚占领了黎巴嫩,直到2005年,而以色列对南黎巴嫩的占领也持续到2000年。(资讯来源: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Lebanese-Civil-War )
除了这两个悲惨例子,此栏8月23日拙文《安华护送巴勒斯坦人民来马的“善举”》,也提到约旦1970年“黑色九月”(Black September)内战的源头,来自该国善良的“引狼入室”,最终却造成巴勒斯坦民兵在该国的壮大。
另,2011年叙利亚内战逃到欧洲的数百万难民(尤其是德国等国),为这些接纳国造成了诸如就业竞争、恐怖主义、文化冲突等社会和经济问题。
这些历史悲剧证明,接收那些涉及暴力冲突相关的难民,可能会为接纳国带来各种危机,包括制造国家安全问题、加剧社会紧张局势、难民无法融入国内民情、加重国家经济负担,甚至更可能因极端分子的渗入而动摇区域稳定,将暴力冲突扩散到各国。
基于人道主义和关怀,接纳难民是无可避免的国际道义,我们也认同难民的人道需求,问题是,当历史上不断发生大规模移民制造了国家内乱的潜在危机,使社会两极分化,导致国家和政治不稳定,我们是不是应该检讨接纳难民进入国家的措施?
在守护国家利益前提下,在避免“引狼入室”和“人道主义”之间,是否应该实施更严格的筛选和审查流程,并主动监测这些人进入境内造成的潜在风险?
要不然,届时发生在吉隆坡转站大楼的,就将不只是破坏公物和摔破花瓶这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