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石静远的《汉字王国》，书中提到那些清末民初处于历史风口的社会精英，被时代剧变裹挟，怀揣对国家前景的忧虑，奋力投入推动语言变革。比如“官话字母表”的制订人王照，在方言纷杂的中国，他“建立一种共同语言，解决了南腔北调的杂音困境”，让不同方言区的人能听懂彼此在说些什么。又如“中文打字机之父”周厚坤，殚精竭虑设计了第一台中文打字机，旨在推动当时知识与资讯传播滞后的中国走向现代化。虽然“量产中文打字机”的理想无法由周厚坤亲自实现，但意图解决传统活字印刷效率低下的问题，在不拆解汉字部件而设计出一台便携式打字机后，已让他在青史上留下名字。
周厚坤是第二批庚子赔款的留美生，带着自己发明的第一台中文打字机回国时才二十七岁。与他同批的留学生中，还有后来声誉卓著的知识分子胡适及赵元任。
精英的妒忌
在《中文打字机与美国（一九一二）》一章中，周厚坤在因发明中文打字机而即将声名鹊起之际，遇到了一位竞争者祁暄。祁暄同样是留美中国学生，他使用一套完全不同的设计原则去想这台打字机，以汉字的偏旁部首拼合汉字，试图打破汉字作为独立单元的限制。两人几乎同时推出中文打字机，并在中英媒体上备受瞩目。尽管周厚坤可以选择忽略这位竞争者，以独享大众的关注，但他的家学与修养使他最终还是在发表于《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的文章中提到了祁暄的发明。然而，周厚坤也同时指出了祁暄设计中的不足，这让对方心生不满。
面对竞争者、面对他人成就，我们无法回避人性之中自私及嫉妒的一面。就当时的情境而言，作为“首创”及“第一个”，任何创新者所能获得的荣誉、关注和资源是非常巨大的，这份荣誉感足以抚慰他们为研究投入的大量心力。面对与自己理念截然不同的竞争者祁暄，周厚坤当时经历的挣扎可想而知。无论多么理智，人性的弱点依然会不时浮现。人与人之间交锋时的行为，以及在面对竞争时所展示的克制，体现的正时一个人的学养与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