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19日讯/独家报导）国内陆续传出多宗令人遗憾的青少年坠楼案件，大马心理健康协会副主席黄章元说，随着环境改变，青少年追求的“成就感”，已不再像以往般的“简单”，但父母、监护人或朋友可扮演重要角色，给予青少年多一点认同感与沟通，有助把他们结束生命风险降低。
他分享道，近期其诊所也接获一宗有关一名在海外留学的大专生，因在外地独自升学，也不善于社交，况且再加上读书的压力，进而出现要结束生命的负面思维，甚至还“设下”一个期限结束性命。
“不过，庆幸这名大专生告诉了父母自己为‘生命设限’一事，父母随后放下工作，直接飞到英国陪伴他，同时也告诉他们的孩子，没毕业也无所谓，只要能共同解决问题就好。”
黄章元今日接受《中国报》访问时说，这名大专生随后在父母劝告下回国就医，在经过一系列的临床心理治疗，以确定造成负面因素后，再加上辅导和药物辅助，如今已算是康复。
“患者在治疗期间，设下生命期限是没有任何原因的，只是觉得期限一到，就结束生命。”
他说，刚开始治疗时，患者了解医生所说的一切，只是感受不到治疗的重要性，因此经过药物治疗，这名患者最终已走出忧郁阴霾，甚至也可与父母到国内多地旅游。
“如今，这名患者已算是康复，且在国内也找到一份工作。”
此外，黄章元说，精神健康问题与社会的发展、对自我要求的提高，是成正比的。
他说，现在的青少年会要求认同感、自我价值，但这些需求难以在青少年阶段得到，就会出现一个不平衡状态。
留意亲友异常行为
黄章元说，若发现身边的亲朋戚友的行为、情绪和言语，与平时有差别或差异，就得多加留意。
他说，一般上，他们会先谈比较负面的东西，比如说“如果我不在这世界就更好了”、“如果我不在了你们要好好照顾自己”等等之类的话。
“第2点则是他们的情绪，如突然变成很情绪波动、很敏感，也很容易发脾气；或者一向来很开朗很好谈的，突然间变成出奇的平静，沉默寡言，这样明显的变化不得不注意了。”
他说，在行为上也会有差别，如一向来喜欢做的东西，现在不喜欢，而生活规律也出现变化，包括时常不上学或上班，也拒绝社交，甚至还经常一个人躲在黑暗房间内。
黄章元说，最后一点则是减少“存在感”。
“如果你习惯了一个人之后，很多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他的存在感很强；但现在这种‘存在感’突然渐渐减少了。
“以上这4点的变化，每一个都是危险点，我们要小心应对和处理，必要时寻找心理辅导和这方面专业人士的帮助。”
勿一昧只鼓励要唸好书
父母应多赞美赏识孩子
黄章元认为，现代的父母不可再用以往方式，包括一昧的只鼓励孩子要唸好书，要找份好工作，相反的，长辈应该在更多方面，不吝啬的给予认同感、赞美和赏识，另外，也应鼓励他们多参与活动，减少接触社交媒体。
“（如今很多）小学或中学的青少年希望在这年龄层，能够获得自我价值、认同感，要人家赏识他，但他们这阶段很难（获得亲朋戚友赞赏），所以肯定满足不到（他们要的）。”
他补充，社交媒体也经常出现一些内容，以很不健康的方式去评估自己没有被赞同和赏识，这会造成一种缺乏认同感、失去信心、没有价值的局面。
他因此敦促各界，包括政府和学校举办更多活动，让青少年从社交媒体中抽离，回归到现实世界的生活。
“我们要给他们知道，除了社交媒体的资讯，还有很多管道可以享受生活。”
他还提到，政府方面也应该多鼓励，办多一点健康活动，让青少年更易接触精神健康服务。
“很多时候，青少年完全不知道哪里寻求帮忙、服务，这也是一个问题。”
此外，他说，学校要灌输什么是精神健康，要告诉他们到什么情况时，应该救助、找辅导员。
黄章元：勿过度宣扬轻生案
黄章元希望各界，若能就别过度宣扬有关学生坠楼或自杀的个案，除了避免对他人造成影响，同时也可降低不负责任言论，对死者家属或朋友造成的无形压力。
他说，往往很多时候，在一宗案件发生后，就会有人在不了解当下情况或实情时，就乱下结论，而这些会对死者或受害者的家属或朋友，造成无形的压力。
“这些分享也会给大家一种错误观念，认为自杀是面对问题的最好解决方法，给人家一个不好的例子。”
他说，在遇到这些个案后，反而应该多谈一些精神健康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帮助面对精神健康的人士。
但黄章元提醒，面对精神问题或萌生自杀念头民众，最好寻求合格专业的协助，比如精神专科医生。
“如果实在不想去看精神专科医生或不想吃药，也可以先尝试去看临床心理师或辅导员，但必须是合格注册，并受到卫生部和教育部承认及监管可提供相关服务的专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