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可以好好地用客家话跟客家长辈好好的聊，生长在台湾台北的刘荣昌（阿昌）做了许多事，他学客家话兼进入研究所探索客家文化，还搬到新竹客庄过日子，并成立“打帮你”乐团，以团长、主唱、吉他手、月琴手身分，用新创客家歌沿路唱出客家人的样子。
台湾的客家人都会有自己的乡音，“我们叫客家山歌，说实在我也不清楚它从哪里来，我也曾跑到中国寻找，也找不到类似来源。也许有一些小调，像《桃花开》会跟中国比较相似。”
刘阿昌说，台湾传唱度较高的有三个调子，即是：老山歌，平板和山歌子，“它们都各自发展样子。”他记得，童年时曾听婆婆哼过这些调子，也是他记忆中她们在山上田里农耕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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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问过婆婆工作那么辛苦，大家怎么还有力气唱歌。”他说，婆婆是个典型的务实客家人，不会从她口里听到诗情画意的浪漫话语，“她就只是简单说，她们有在工作时唱歌。”
“我未再追问为什么，但按大家的说法是，劳动时唱歌，会让人更有精神。所以，别人怎么做，婆婆就跟着做，与普通客家妇女没两样。”在他眼里，客家妇女并不很在意人生大道理。
“她们有许多从小就是农家人的童养媳，早年生活就是清晨四点起来做十多廿个人的饭，大伙吃饭去工作后，她们又要开始张罗午餐，完了以后，还要挑着担子把饭送到山上给大家吃。”
正因为如此，台湾人对客家妇女的传统印象就是刻苦、勤俭与劳动，“我这一辈算是有受到他们的影响，某种程度上，我不觉得自己是进入演艺圈，而是纯粹喜欢做音乐。”
“有时候，做法比较笃实跟保守，一首一首歌写，一首一首歌唱，一步一脚印做回自己的本分。”在他看来，台湾客家人跟福建人相比，个性都一样会去拼，但比较不敢闯荡。
“我有首歌叫《掌屋》，意即：持家，‘掌’是掌握的意思。”在他印象里，孙子们通常都说回去婆婆或外婆的家，而不会说要回公公或外公的家，“大家是否想过为什么吗？”
“实际上，客家妇女都担负起持家的重责大任，照顾且掌管着屋子里大大小小事宜。”这首歌他为客家婆婆而写，而当初之所以认真学起客家话，正是为了婆婆。
在台北长大的他会说的客家话很有限，“婆婆的华语讲得不好，却尽力去跟孙子沟通。”他说，小时候可能没有觉得不对，到了高中才意识到，为何不是孙子去学婆婆的话呢？
打从有此想法后，他萌生学习乡音的念头，“慢慢地学吧。”期间，他感受到，学客家话挺好玩的，“念大学时已有一群唱客家歌的前辈，最早有现代台湾客家流行音乐之父吴盛智、客家金曲歌王谢宇威、金曲奖常胜军林生祥等人。”
“我也想学习写一首婆婆听得懂的歌，于是老老实实去把客家话学好。”他毕业于台湾台艺大广播电视学系，后来还进了中央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认真程度令人肃然起敬。
他笑说，研究所不是在教怎么讲客家话，而是研究客家文化的方法论、社会学等，“有了文献可以读，这能够改变我想事情的方式。”他认为，在这之前，本身想事情会比较直观。
“一般不会想到事情背后的样子，把方法论学上手后，想事情会更全面。”言及于此，他直指，写歌的成本其实很高，他以创作文化相关的歌为例，“那是要收集资料和做很多研究的。”
“之后，再想方设法把它变成简单易懂的东西。所以，我们跟AI不一样，我们会带入个人情感和价值观。”他有感而言道，读书改变了他写歌的路数，“年轻时的直观没有了。”
把义民信仰写首客家歌
阿昌有一首歌叫《义民爷爷带我回家》，写的是一个在台北出生的小孩，自小不曾接触客家文化，也没唱过山歌、吃过客家食物，“那他会不会有一天不知自己是谁，忘记自己的名字。”
“这首歌副歌部分以华语唱出：世界有多大，何处是我家，教我说客话。”那时，他是为参加“给义民爷爷写歌”比赛而创作，“在做研究时，看这个客家信仰形成方式、当代情况等。”
“这些资料看起来都很学术，但是，我得用简单方式表达出来。”期间，眼见大家都在说义民爷爷的千秋万世，“这就是所谓的直观，我尝试去到更深入。”
他想通过这首歌带出这个信息，那就是客家人应该尝试透过亲近文化事物的方式，找到自己的定位和认同感。他认为，这个事情的探讨会反覆出现在人生的进程中。
“许多人到了50岁，事业打拼到某个程度就会去追寻更高目标，好比：宗教。但其实，有的族群如原住民，他们在传统部落社会早就找到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要去哪儿等议题的答案了。”
“我们这些现代人只是看起来比较现代，却往往无法定位自己。所以，要好好追寻自己，往内心里面挖掘自己是谁、想要做什么等。这过程没有标准答案，但，可以找到心里的平静。”
台北不是我的家甘榜才是
有鉴于此，他毅然决然于2010年从台北搬到新竹久居，“最大的不同是，这里是个都讲客话的地方，我学做一个客家人，直到现在都在学。”当时，讲客家话于他已经不是问题。
“初期较为辛苦的是，放弃台北一切到乡下。”在他看来，若要在一个地方扎根起码需要十年，“真正成为一个客家人的意思就是要在那个地方，我和我的朋友都觉得我们属于那里。”
他直言，台北是他熟悉的地方，但并非其个人选择。这得把话说回其父亲在廿五、六岁就到台北成家立业，“他跟同乡们后来都定居在那里，并且在台北有同乡会。”
“不过，对我来说，虽然我在台北出生与长大，但欠缺的是认同感，那不是我的家。”他随即唱出罗大佑创作的《鹿港小镇》——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其中一块跟自然环境有关连。从前我住在台北周边地区，那里有一些工厂，住宅没有那么密集，当初还会看见一些自然景观，可是，长大后就慢慢不见了。”
当他长大后回到新竹，发现到小时候看过的自然景观依旧在，“那些我觉得舒服的东西，现在都在‘kampung’（马来语“甘榜”，意即：乡村或家乡）。”只是，他感叹，有些人回得去，有些人却回不去。
“我爸就是回不去的其中之一，他总是说朋友们都在台北。我认为，他没有打从心底想回去，并且不想改变；但我只能给他建议，却不能决定他。”
漂移浪漫诠译四海为家
他透露，近期写了好几首在台北市落地生根的故事，“这是个系列项目，我们访问了一个在台北的著名客家商人，把他的故事写成一首歌，歌里有很多不同的小故事。”
“像是到了台北火车站没钱、想办法度过时代变迁，歌名就叫着《行出一条路》。这条路从乡下走到台北，这是他人生的路，亦是一条越走越开的路。”
“对方也爱唱客家山歌，我们把他写过的七言绝句放进歌里。”数年前，这歌里的主角去世了，“老人家的告别式现场播放这首歌，这是我音乐生涯比较荣幸的事。”
他透露，这是到台北打拼的客家人的成功故事，专辑名字就叫做《漂移》，“这是对客家人四海为家比较浪漫的诠释，里头有许多生命故事。”在制作此专辑时，他有莫大感触。
“从原乡到城市，再到东南亚或是南美洲，多年以后才知道，全世界都有客家人，辨别他们的标志正是乡音。”他则是反其道而行，从台北漂到新竹客庄的小种子。
他把归故里的感受写进《沿路》这首歌里头，“爸爸是沿着台三线来到了台北，我则是沿着台三线回到新竹。”这张《沿路．日常》专辑，也让他再度入围金曲奖最佳客语歌手奖。
不逻辑跟诗意仅一线之差
“对不到廿岁的年轻孩子来说，现在在台湾学方言，宛若在学习另一门外语。”这激发了他为自己下的音乐定位，“我的音乐也可以让他们提高兴趣，为此，我做了两张客家童谣专辑。”
这些年来，不管是在台北的还是在台中，他都不断参与台湾童谣创作项目，让客语童谣陪小朋友吃饭、睡觉、长大，而这些经历告诉他，写歌给大人和小孩是截然不同的体验。
“写歌给孩子需要调整思考频率。”他分析到，童谣关键在于听得懂，身为创作者不能用奇奇怪怪的抽象词汇，歌词需要直截了当之余，字里行间又要有诗意。
“所以，我们要试着调整频率，年长一点反而更易进去此状态。”他也提到创作童谣时，有时候可以让自己任性一点，“我们都活在社会条条框框里，就只能在创作上任性。”
“那首《吃饭歌》正是我吃饱饭后随兴哼唱创作出来的。”他指出，成人世界总讲究逻辑、叙事、结构，“这首歌的歌词就不符合逻辑了，但，童谣就是想怎么做都行呀。”
“最后也成了，开心快乐就好。”至于童谣制作面，他说，在处理这类歌曲时，常常会被大人世界指教，被劝说要换另一种用法才行，“实际上，不合逻辑跟诗意仅仅一线之差。”
爱斯基摩人多方式形容雪
谈到歌的逻辑与诗意，他以唐代诗人李白《秋浦歌》里的第一句诗句为例，“白发三千丈”并非真的形容头发有多长，而是以夸张手法来表达心中难以排解的愁绪。
“我们是在写歌，不是在写学术论文。”对他而言，不论是写给大人或写给孩子的歌，他都没有哪个较难的问题存在，素材都在只是看频率在哪里，“大人的歌得花更多时间搜寻资料。”
对于讲方言、写客家歌这件事，他说道，若以功利角度出发，中文和英文当然对人生较有帮助，“最重要的是，我们保留了乡音，连我女儿也会跟我炫耀她的客家话喔。”
他指出，在历史巨轮面前，这些努力犹如螳臂挡车，“我们却留下宛若小珍珠般的作品，把它们都留在我的后代子孙以及接触过的人的心里。”
毫无疑问，这个世界令到大家很自然地学起国际语言，“但其实，学客家话又是另外一道风景，用客家角度看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此时，他提到原住民形容自然景物用的词汇更全面且细致，“他们是在用不同的方式看待森林，客家话也一样，我们会用不同的词汇，区分不一样的地势。”
他曾在一篇文章读到，爱斯基摩人有四五十种形容雪的方式，“不同风景代表不同智慧与文化，而一种语言不见意味一个知识体系的消失，到时大家思考方式都一样，那就可惜了。”
侧记：马台乐团，Marilah，来唱这首歌！
来吧！一起来！！（Marilah，bersama-sama）
我们来唱这首歌（Kita nyanyikan lagu ini）
（福建）
槟城的朋友来斗阵唱
大家来唱Oh hai yan
（客家）
各位乡亲好朋友
这条歌曲唱起来当自由
你就趁捱开嘴唱
大家来唱ho hai ya大家来唱ho hai ya
（福建话）
海上美丽的岛屿
英雄好汉八方来生存
客家福建原住民
卜听民谣来阮兜 卜听民谣来阮兜
ho hai ya ho ho hai ya Ho hai ya
ho hai ya ho ho hai ya Ho hai ya
早前，在吉隆坡举行的“岛鸣新态”音乐会上，“打帮你”乐团跟来自槟城的独立民谣乐团“Culture Shot”合唱了《Marilah来听民谣！》这首歌，它融合客家、福建、马来语以及原住民语言，“我请汪荣木（Culture shot领头羊）用一道菜来形容这首歌，他说：啰惹（rojak）耶！”这首歌轻松且节奏感十足的民谣，唱得全场热到最高点，让大家禁不住闻歌起舞来。
据阿昌透露，这是一首台湾恒春民谣，但他跟荣木为它重新填词，“最开始我想跟好朋友做一件事情。”他提到跟汪荣木认识了两三年，“我们都是土土的，但这是个味道，有点像世界音乐。我们是伙伴关系，在音乐上有合作，也不停激发彼此创意。”
后记：把故事写进歌．开心便是成功
每个在故乡以外闯荡的人都有同感，那就没有在首都成功就是一种失败，刘阿昌却对成功有另一种定义，“只要能在一个地方住得好好、每一天都过得开心，这就叫成功。”他开心地说，自己蛮早就成功了，因为这些年来，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唱自己喜欢唱的歌，“如果是十年前的我看着现在的自己，我应该会觉得不可思议吧！如今该做的都做到了。”
当然，当下的他还有很多故事想写进歌里，却总觉得时间不够用，除了想写父亲的故事，他还要把近年故乡的变迁写成歌，“有一大块区域原本是传统客庄，但都被拆除变成电子工厂，我想去记录和写下这些故事，通过表演方式让大家去思考，这样真的好吗？我已经开始做了，但总觉得不够，好像一直要去提醒这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