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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朝河:犯罪率低不等于没扒手

“糟糕,我的钱包好像被扒走了。”赫尔辛基突然飘起雪,零下6度的寒天,大伙儿躲到帐篷摊位里想买杯咖啡,殊不知某个团友遍寻不着钱包。

原以为是她粗心大意,走路时可能不小心掉在路上,几个人尝试循着来时路寻找,却还是不见任何踪迹。正巧另一个团友也发现包包被打开,只是钱包藏得深,没被偷走。“我觉得应该是被扒走了。”她推断。

由于里头有身分证、信用卡与现金,为了要处理后续补办事项及索赔保险,只能向芬兰警方报案。结果警方来到做笔录后,留下一句话——如今我们每天平均接到50个失窃报案,你们自己要小心。

咦,北欧国家的治安不就是世界上公认最好的吗?曾几何时,偷窃案已如此猖狂?

但待在这里一周后,我不仅逐渐懂得区分两者本质的区别,也理解为何偷窃案屡屡发生的原因。


基本上,撇除偷窃外,其他犯罪活动的确很低。整体社会氛围还是安定,在常年寒冷的气候下,大家都相对内向不爱说话,每个人都拥有尊重彼此的“芬兰距离”,加上普遍收入不错,国家也有许多福利保障,因此传统的芬兰人道德伦理基本上都拉得很高。

只是,随着城市化和旅游业发展,加上北欧国家普遍接受了大量难民,尤其在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之后,导致芬兰的社会结构逐渐复杂。虽然有些难民融入当地社会,并对社区做出积极贡献,但也有一些人因经济困难或文化适应问题而从事偷窃。

生活所迫

“虽然这些扒手都向游客下手,也选择在比较热门的旅游景点,照理来说本地人应该不会有感,但这几年听到太多投诉,连本地人都开始察觉到偷窃案越来越猖狂,让我们不得不担心。”某位咖啡馆老板娘闲聊时说着。

她当然知道这些行为不一定完全是难民所为,背后可能涉及不同的群体,包括跨国犯罪网络,难民并非主要的犯罪来源,但个别犯罪可能会被与一些经济困难的移民群体联系在一起,导致社会逐渐将负面观感度泛化到整个群体,当这个问题没办法解决,自然也会引发偏见。

不幸中的大幸,这些扒手集团似乎都只是看钱下手,拿了钱之后,就把钱包丢在一边。我们就正好在隔日捡到另一个遗弃的钱包,除了钱被拿走外,身分证及信用卡都完好无缺,可见他们目标也只是为了钱,而且只会暗中偷窃,并不会拿着刀在暗巷埋伏,维持着“不伤人”的基本原则。

原因很简单。新冠肺炎、中美贸易战、乌俄战争等许多事件爆发后,芬兰也无法逃过高通膨的压榨,许多人的经济压力飙高,导致底层人士生活困苦,加上电脑与人工智能大量取代传统工作,导致不少人失业,才让他们动了歪念,希望能以这种手段赚钱。

我突然想起2024年世界幸福报告,芬兰连续7年夺下“最幸福国家”宝座。若连最幸福国家都有这种烦恼,恐怕地球上再也没有任何天堂般的传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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