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联知识分子有五个必须遵守的原则:不要思考;如果思考了,不要说出来;如果说出来了,不要写下来;如果写下来了,不要出版;如果出版了,那就别感到惊讶。
不肯跟着这个原则而锒铛入狱的不计其数。不过,受了教训后愿意“改过自新”的也有不少,大名鼎鼎的高尔基就是一个,从批判苏联而被驱逐,到跳反成功并被封为伟大的人民作家。





虽然高尔基还是和不少异议分子有来往,可是他已经学会怎样说对的话,正如他造访了一座劳改营,然后信誓旦旦的称“没有一个人死在那里”这样。
其他文人作家如扎博洛茨基(Nikolay Zabolotsky)和叶夫图申科(Yevgeniy Yevtushenko)等等,也是这样。
当然,言论管控不是专制政权的专利,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在《制造共识》一书中,根据自由市场的运行逻辑,如:媒体对广告收入的依赖、对社会批判的敏感度、意识形态等因素,提出了一套无须政府干预而自行运作的言论管控系统。
例如目前发生中的巴勒斯坦种族清洗,至今起码有超过4万6000人惨遭屠杀,这番惨状让美国许多有识之士站出来抗议——这些勇于发声的人面对所谓“反对反犹主义”NGO的污蔑,而遭到职场上的报复。
不久前,穆伦堡学院一位犹太人教授Maura Finkelstein,因为在IG上发了一条支持巴勒斯坦的帖子,而被学院开除。
整个过程中,美国政府无需官方指示,也不会有人因此入狱,但是异议分子可能受到社会和经济上的惩罚,足以让人学会要怎样说话,什么可以或不可以说。
不管是被专制铁拳制裁,还是被资本主隐形的手掐死,因为言论可能受到报复,使得人们自行控制言论和思想,这就是所谓的“自我审查”,一种最有效的言论管控策略,也是所有统治阶级都会实施的策略。
不正常化成正常
但是在野党逼得整个社会要自我审查,还真是第一次见识。
这次“火腿事件”比起上次“袜子事件”安静得多,一方面是因为公关反应比较有效,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社会上对这种事件已感到厌倦——这未必是件好事,因为这代表社会已经“习惯”了,已经逐渐的把不正常的极端言论给内化成“正常”的了。
这类言论正在把社会上可接受的舆论范围,一点点的朝向过去完全不可思议的方向挪动。而人们自我审查的范围,也随着这个窗口的移动,一点点的收紧。
有一天,有个人把话吞回肚子里时,他会惊觉这明明是过去很正常的话,怎么会变得不正常了?他回过头看,才发现我们离正常已是如此之远。但是这个人还会抗议吗?大概不会吧,因为这时这个人早已学会怎样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