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彦运：马哈迪的症候群“故态复萌”

持续种族滤镜

马哈迪的政治基因库里，种族主义早已成为无法剔除的隐性染色体。从1969年《马来人的困境》将种族本质主义理论化，到2023年持续以种族滤镜解读公共政策，这种思维模式已固化为神经系统的条件反射。

当都市更新法案触及其认知框架中的敏感带，立即触发防御机制——将现代化进程自动转译为“族群零和游戏”，将城市规划技术性问题异化为民族生存危机。

这种病理表征在本次事件中展露无遗：政府明文保障的马来保留地条款，在其叙事中被置换成“温水煮青蛙”的阴谋论；旨在提升全民居住品质的计划，被简化成华人蚕食马来人空间的剧本。这种将社会进步与族群对立强行捆绑的话术，恰似政治病毒不断复制变异，持续侵蚀多元社会的免疫系统。

翻开马哈迪的政治生涯，种族主义症候群的爆发史可谓历历在目。1986年“马来人懒惰论”将经济差距归因于族群基因，1999年“华裔掌控经济论”将金融危机种族化，2020年“华人有钱却不帮助马来人”的荒谬指控，构成其政治话术的经典三部曲。这种将复杂社会问题降维为种族命题的叙事策略，犹如在社会机体植入木马程式，每当需要动员特定族群时便自动激活。

本次都市更新争议中，马哈迪刻意嫁接新加坡组屋政策的历史记忆，唤醒马来社会对1960年代甘榜拆迁的集体创伤。这种时空错置的类比，实质是将李光耀时代的威权治理与当今民主程序混为一谈，无视我国宪法对土著权益的三重保障（马来保留地、永久地契、补偿机制）。

隐蔽性的破坏

种族主义病毒的危险性，在于其破坏社会认知功能的隐蔽性。当“马来人失去城市立足地”的虚构叙事通过权威人物传播，即便在数据层面迅速被证伪（根据房屋部统计，都市更新区马来业主占比不足35%），其造成的群体焦虑却会深层渗透社会各阶层。这种焦虑将转化为对跨族合作的防备，对公共政策的怀疑，最终形成阻碍多元社会交流及沟通。

更具毁灭性的是，此类言论会激活保守势力的反改革同盟。当进步政策被污名化为“反土著阴谋”，不仅都市更新受阻，教育平权、公务员改革等议题都将陷入种族政治泥淖。

要治愈种族主义症候群，既需制度性的“抗病毒程式”（如《国家和谐法案》），更需全民接种“理性疫苗”及“种族和谐疫苗”。当我们能透视及分辨敦马哈迪及国内某些极端政治人物的种族惯性思维，自然能提高自身“种族极端主义”的免疫力，不再受这类似是而非的言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