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牛津大学公共政策学院发布的《Blavatnik公共行政指数》,马来西亚于全球120国中,公共行政体系与服务素质位列第40。
新加坡在此指数中位居世界第一,与笔者及众多“马劳”之亲身经历不谋而合。





此前由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访学需要,特到该国人力部工作准证办公室(Work Pass Office)办理“就业准证”(Employment Pass)。
前后不到10分钟
甫入大厅,便有两名工作人员笑脸相迎,取了号码还没有坐稳,就被叫到柜台去拍照、办手续,然后甜美的印裔小姐笑说:“先生,办好了,回去等候准证吧!”
前后没超过十分钟。
虽然偶尔会遇上脸臭臭、无礼的公务员,但该国整体效率之高,还是不得不令人叹服。
尽管前述排名和数据可能无法概括所有领域和情况,笔者在国外公务部门的亲身经验,都和排名高低相契合:相对正面和高效的,计有英国(6)、澳洲(8)、法国(9)和美国(9);相对负面和低效的,则有泰国(42)、印度(50)、菲律宾(62)、越南(62)和缅甸(119)。
此Blavatnik公共行政指数分成四大领域(战略与领导Strategy and Leadership、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国家执行National Delivery、人员与流程People and Processes),共使用17个独立数据来源。其中我国“人员与流程”指数排名全球第7(纽西兰和新加坡分别名列第2和4),是四大领域中最佳排名。至于“战略与领导”和“公共政策”则排名第68和61。
此“人员与流程”领域评估公务员在公共行政体系、或其他员工为其工作时的感受与体验,由四个主题组成,其中“人力资源管理HR management”(衡量招聘和高效管理公务员),马来西亚(第13位)是排名最高的中上收入国家。
偏见还是被欺骗?
尽管马来西亚在“人员与流程”领域表现优异,然民众对我国公务部门的印象,多为“效率低下”的负面评价。这种矛盾令人疑窦丛生:是民众对公务部门存在偏见,还是我们“被数据欺骗了”?
“人员与流程”领域的评估,基于两个主要数据来源:瑞典University of Gothenburg的《Quality of Government Expert Survey 2020》和《Varieties of Democracy Dataset v14(2023)》。前者由瑞典政治学家团队选拔全球822相关领域“专家”(主要包括学术人员、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成员、政府官员等,我国只有四名专家参与),然后以调查评估各国官僚体系结构和行为模式;后者则描述各国政治体制的特征,尤其是民主质量、包容性等信息。该报告指我国在2023年首次被列为“选举民主国家”,其原因是2018年全国大选国阵倒台后,2022年全国大选再次实现和平权力交接,2023年通过的《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等法律改革,也令人感到“一定的信心和希望”。
从这些报告呈现出的正面信息,让我国的“人员与流程”领域得以名列世界十大。
尽管数据呈现了我国公务体系的正面形象,但民众的实际体验却与之不符。英国巴斯大学统计学教授Paul Goodwin在其著作《Something Doesn’t Add Up》(Profile Books于2020年2月出版)中指出,调查问题的中立性、受访者的代表性、数据采集的目的以及数据计算的透明度等因素,都可能影响最终结果准确性。
在大数据时代,如何解读统计数据至关重要。纵使牛津大学发布的“权威”数据,也不能盲目接受。大马公务体系之全球排名虽然亮眼,但其与现世中民众整体体验的差距,提醒我们面对数据时需持批判性思维,深入分析其背后之逻辑与局限。
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摘自南宋陆游的《冬夜读书示子聿》):数据虽可参考,然不可尽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