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名人的一则丑闻、一句失言，可在数小时内引发海啸般的舆论风暴，网络铺天盖地的谩骂与公审文化成为常态，甚至出现所谓“零容忍”态度！当社媒成为言行和情绪的放大器，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放上网络公审，你我他又该如何自处？
陈汉维：认知偏差助长公审
名人的世界光鲜亮丽、完美无瑕。然而，当一丝瑕疵浮现，曾经的爱戴有可能因为丑闻或绯闻，瞬间化为群起挞伐。这种“零容忍”现象，注册心理辅导师陈汉维硕士认为，是投射心理、群众效应及道德绑架共同交织的结果。
“名人的诞生往往是精心包装的结果，让大众相信他们是完美的。这种包装满足了大家对理想典范的渴望，我们自身可能无法达到的成就会不自觉投射到公众人物身上，相信他们是零绯闻、零错误完美代表。”当这层光环被现实击碎，失望与愤怒便随之而来。“以王力宏事件为例，他的情歌王子形象深植人心，婚姻丑闻曝光打破大家对他的幻想，于是感到失望、于是群起攻击。”
会员独享好文 减少强制广告 即时派送好康 独家社群交流
这个攻击，不只是个人情绪的反应，更是一种集体现象──当一个名人“塌房”，群众效应随即展开，大家会觉得谴责的一方是对的，于是跟风批评。
“名人占有网络、社交的资源和流量，大家会对他们有要求，也会放大他们的一言一行。在不知不觉中，有可能会变成一种道德绑架。事实上，没有人是完美的，即使是圣人也会遭受批评，更何况是凡人？”然而人们往往忽略这点，尤其在网络时代，负面新闻扩散速度极快，往往还未求证，舆论便已形成，导致公众人物遭受“社会性死亡”。
“零容忍”的风气，不仅限于名人，任何普通人也可能因为网络言论或行为，成为被审判的对象。“路霸、暴力、言语攻击、家庭纠纷等，这些事情只要被拍下传到网上，就可能引发公审，甚至导致当事人被肉搜。”这说明了零容忍已渗透到一般人的生活，而公众人物更容易成为审判的目标。
究竟是谁决定哪些行为该被“零容忍”？陈汉维说：“你我他，我们每个人，因为大家都可以躲在网络匿名背后宣泄情绪，有的只看新闻标题、不看内文，便开始谩骂。有的是从众心理，大家怎样我就跟着怎样。”
群众集体塑造网络舆论，容易形成同温层的认知偏差，“我只听我要听的”、“我只认同我认同的”，最后变成跟从风向，缺乏理性讨论的空间，也助长了零容忍和网络暴力的文化，让公审现象变得更严峻。
从极端回归理性？
“零容忍”的风气会一直持续下去吗？陈汉维认为，社会心理的变迁往往呈物极必反趋势，当这种现象演变到极端，甚至每个人都成为受害者时，人们便会开始反思。
“我评估这个风气或许仍会存在，但会逐渐向更理性的方向发展。我们开始看到，有些人会提醒留言区的网友，先看完整内容再下评论，这正是进步的迹象。”
当一个人被“零容忍”时，往往只看到负面事物，忽略谩骂声中别人给予的鼓励。“自身价值观也很重要，无论名人或群众，都不能扭曲、煽动、仇恨或歧视。”
“零容忍”并非毫无道理，但过度极端的标准，终将使社会陷入失衡。他期望，社会对于舆论批判变得更加成熟，群众能够从攻击，转向更具理性与包容性的讨论。
公众人物在某方面被赋予某种价值观，甚至成为某些理想的代表。比如，政治领袖为了要维持民族英雄形象，而讲了一些可能他自己也不接受的言论。或者，明星偶像因为偶像包袱，结了婚不能讲。
虽不符合真实自己，但名人必须在公众面前展示出一个理想化的形象。当这些名人形象崩塌时，对于公众来说，这不仅是对名人的失望，更可能影响到自我认同，为何我会崇拜这样的人？我是不是不长眼？这种情感上的落差，使得名人容易成为群体指责的对象。
另外，名人的名声和财富来自于社会，这使得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这不仅仅是要遵守法律，还包括了他们的言行应该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公众人物的影响力是巨大的，特别是容易成为青少年模仿的对象。因此，名人必须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影响力，在面对争议时要及时道歉并修正，而不是诡辩，或请水军来带风向。在网络时代，不容易掩盖事实，只会损害你的形象和公众对你的信任。”
周兆鸿：门槛降低 骂人零成本
名人的道德标准是否该比常人更高？公众对名人的要求又是否已超出合理范畴？新纪元大学学院媒体研究系讲师周兆鸿以文化人视角，探讨名人和社会、丑闻零容忍现象的成因、影响及未来趋势，希望能为读者提供更理性的思考角度。
公众对名人的批评和谩骂的现象，与网络环境息息相关。“现在只要拥有一个社交媒体帐号，任何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甚至发泄不满。正因为公众使用网络表达看法的门槛变低，躲在帐号后面就可以零成本骂人，进而助长谩骂和攻击。”
与此同时，名人的门槛也变低了。他说，几十年前想成为明星、政治人物，往往需要经过层层筛选与专业训练，如今一个拥有数千粉丝的人就可能成为KOL。然而，他们没有经过足够的前期准备与训练，缺乏对公众身分的认知，因此容易发生失责或失言的情况，陷入舆论风暴。
近年来，许多名人丑闻由网民曝光，甚至演变成网络公审。对此，周兆鸿直言：“这已不是对名人严苛的要求，而是放肆。”
他指出，许多网民的言论并非基于理性思考，而是出于情绪化反应。尤其网络演算法培养成大家习惯于看自己想看的内容，当某些事件与个人立场不符时，便会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这种情绪放大效应，让网络公审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这种放肆的情绪，在网络公审事件中尤为明显。对于网络公审，周兆鸿持否定态度，因为网络公审偏重情绪宣泄，而非寻找解决方案，或是事情发生的原因。
“网络公审往往会被放大，后果难以评估，比如网络霸凌，可能导致当事人遭受严重的身心压力。在公审时，确保双方都有平衡发言权，只有单一声音的时候，先不要下定论。参与讨论时，也要保持理性，而不是盲目跟风。”
他举例，许多网民发表意见时，往往自认为专家表达看法。这种“放肆”的言论态度，不只是对于乌俄战争、美国政治等国际时事，也包括名人以及吹水站、爆料网里一般人的感情纠纷、泊车问题等，也被放大讨论。
谈及未来，舆论会更包容，还是“零容忍”更严苛，周兆鸿认为还有极大的摸索空间。“短期内，我认为公众对丑闻的情绪还是会被放大，但长期来看，群众吃瓜的心态在到达某一个点的时候，会慢慢的减弱。”
“这几年群众吃瓜的事件很多，YBB、Adeline，可能公众对这些事情已无新意，转向比较理性的使用网络，更关心社会和政治议题。但是，也有可能走向更极端的方向，出现更加夸张的舆论现象。”
丑闻来袭该如何应对？
当言论自由遇上无限放大的情绪，是否需要一条明确的道德底线？“当然需要，但难在它没有范围、界线，而且它仰赖社会的力量去塑造，包括教育要让人有批判性思考。”
周兆鸿认为，理论上公众人物应该为大众树立榜样，但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现实中有的名人更容易受到商业利益的驱动。
“例如，一些KOL接了赌博网站的广告，赌博平台给的利益，其力量之大超过公众人物自觉的力量。我觉得需要公众的监督，只有在社会良好言论氛围之下，比如追随者拒绝KOL的赌网业配，才可能让这些名人产生自觉，或是自我审查。”
他认为社会大众的监督显得格外重要，不过，他不赞同政府立法来规范，因为这涉及言论自由。“对于不同意见、要求等等的言论，我觉得由民间或非政府组织发挥公民社会的力量，才是健康社会的运作。对于错误信息、恶意信息和谣言，政府则可做法律规范。”
任何人都有可能在网络时代成为“舆论风暴”的一部分，如果不幸卷入负面事件，应该如何正确处理？周兆鸿给了一些应对负面事件的建议，他认为，处理关键在于快速回应，并依据情况采取不同策略。
“如果你没有做错，又有资金的话，可以询问律师意见，或委托律师处理诽谤问题。如果没有资金，在网络上发表声明澄清，写出自己的观点或提出证据、保护自己，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如果你确实有错，应尽快诚恳道歉，坦诚你觉得你做错了什么事情，也要有心理准备你的道歉未必会被人所接受。另外，就算你有错，还是可以委托律师给自己在法律上的一个保护，避免事件被加盬加醋或被放大。”
他强调，无论是哪种情况，拖延回应都是最糟糕的选择，因为网络上的讨论会随着时间发酵，越拖名誉越是受损，越难收拾。
更多精彩内容，请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