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岁本地巫裔男歌手Ben Ladin，日前在社交媒体控诉父母四处诈骗，包括向祖父母下手，还伪造儿子的签名，盗用其大马卡抵押轿车，导致他多年来几乎每天都接获受害者来电，精神和道德观饱受折磨，最终愤而报案大义灭亲。
Ben Ladin面对“至亲”和“道德”之间的抉择，在马来西亚这个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中，子告父母并非易事。
沉默就是纵容
他揭发父母恶行后，承受了道德和社会压力；但他若沉默，则是在纵容违法行为；这也呼应了近年来我国对“反腐”、“反滥权”的关注，不再对“亲属豁免”抱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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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本应是信任的堡垒，但在这件事情中，父母可轻易获取子女文件签名、子女对名下资产流向缺乏掌握、长辈易被“高回酬”话术诱骗。
这说明许多家庭在财务管理上缺乏管理和法律意识，给诈骗者可乘之机，即便诈骗者是“自家人”。
从制度与法律层面看，个人财产竟可被轻易盗用，也说明贷款机构在身分核查上存在漏洞。有关当局应加强金融认证机制，并加重亲属间诈骗的刑责，杜绝“亲情护身符”，一律依法严惩，不因关系网而宽贷。
Ben Ladin 作为公众人物，选择公开举报，无疑承受巨大舆论与心理压力，这是一种“牺牲式正义”。
他的发声不仅止于个人维权，更唤醒了大众对“家庭内部诈骗”、“财务操控”等问题的关注。
公众人物一旦涉及个人家务事，往往会被审视得更严苛，但若他出发点是诚实和维护正义，这种“以身作则”反而树立了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