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小学的时候，我只羡慕过两种同学：一种是数学特别好的，看见他们被老师叫到黑板面前，气定神闲地抓起粉笔解答黑板上的数学习题，我总是一边坐在座位上因为紧张而不停抖腿，一边发现他们小小的身影突然壮大好几倍，变得帅得不得了；另外一种，则是在每星期两堂的美术课，淡定悠然打开从校际绘画比赛为校争光得了大奖赢回来的卅六色蜡笔，美术老师才刚在黑板上写出那一堂课的画题，他们马上就好像少年毕加索那样，一刻也不犹豫，抓起蜡笔在雪白的图画纸上奔驰，以浓烈的色彩和饱满的意念，把《上巴刹》、《运动会》或《到海边》这一系列老套的题目画得又生动又斑斓的小小画家。
而坐在一旁的我，还在画纸上战战兢兢地打草稿、上底色，总是把海边玩泥沙的孩童画得比椰树还要大个，也总是把天空和大海的颜色糊成一片，看上去脏兮兮的，并且大海和天空的比例永远不对，太阳整颗落到海面上，乍浮乍沉，每次交上去的习作，都要叫老师皱起眉头，整张画看上去，怎么好像沾满“超现实主义”的泥泞？
到现在我还记得，小学画得特别好的那位女同学，名叫张惠菁，她父亲是个裁缝，样子有点像当年香港无线电视台的金牌司仪何守信，每天驾着摩哆载她上学，而张惠菁因为长着两颗兔子般的大门牙，所以大家都叫她Rabbit，她的每一张蜡笔画，配色艳丽缤纷，看上去就像是峇迪——南洋蜡染布的样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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