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以勒：法律无私

中国东汉时期太尉桥玄，是有名的法家人物。他本来有一个小儿子，这个儿子在10岁时被人绑架了，绑匪要桥玄交钱赎人。

当时太尉与司徒、司空并称“三公”，分别掌管军事、民政和监察，太尉即约略相等于今日的国防部长。虽然事实上东汉一朝三公实权已有所变动，但桥玄仍是位高权重的朝廷要员，其儿子遭绑票，当然是非同小可，惊动朝野上下。

官方全力出动救人，终于把绑匪团伙包围，但绑匪手中有人质，这个人质又是桥老爷儿子，官兵都不敢轻举妄动。但当时桥玄说，不能因为他儿子的关系而放纵罪犯，遂下令官兵进攻，不必考虑人质的生死。结果绑匪被正法，而桥玄的儿子也被撕票了。

故事还没完。桥玄随后上书皇帝，请求修订法律：一、今后再有绑架事件，不得拿钱赎人；二、今后再有绑架事件，不得顾虑人质安全，以消灭犯罪为第一要务。

这两条法律通过后，等于是使绑架成了一种只有丧命风险，而无任何好处的活动。据说，绑架案件从此在东汉一朝销声匿迹。

大公无私者几稀

桥玄提出的上述两条法律修改建议，当然并不是什么前无古人的创举。这是任何人都可以想到的想法，也是任何人都可以提出的建议。

但问题是，并没有多少人愿意把这种想法，以一种正式的法律修订建议提交出来，也更少人愿意把这条建议落实为具体的法律。因为一旦成了法律，那么制定法律、执行法律的立法者和执法者，都将同样受这条法律所约束。

万一他们的亲人遭绑架，甚至于他们本身遭绑架，那么他们亲人或他们本身遭撕票而死亡的几率大大增加，他们将无法用钱去赎回亲人或他们自己。这就变成了不折不扣作法自毙。

因为立法者和执法者都是人，人都有私心。世界上能够像桥玄那样把法律权威、社会安宁、公共利益置于私人感情之上，甚至置于亲人和本身生命之上的大公无私者，是少之又少。

另一个例子就是战国时期的商鞅。商鞅深得秦孝公大用，在秦国雷厉风行推动变法，加强君王集权，厉行严刑峻法。商鞅变法成功使秦国日益强大，但同时也得罪了许多旧权贵。

法家对人刻薄寡恩

秦孝公死后，商鞅失势，新国君因种种原因，决定要杀商鞅。商鞅逃离秦国，到了边关时想住旅店，但遭店主拒绝，因为秦国有一条法律，住店的人没有证件，店主要连带判罪。而这条法律，就是商鞅自己制定的。这就是成语“作法自毙”的来源。

商鞅和桥玄同为法家人物，法家人物往往被人们视为刻薄寡恩之人。这个认知大概没错，法家不仅对人刻薄寡恩，他们对自己也是刻薄寡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