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現場‧ 教育改革 轉變社會形態 | 中國報 China Press

學習現場‧ 教育改革 轉變社會形態

程介明教授
程介明教授

報導:方俊心
攝影:楊智聰



今天大概沒有哪個國家不在談“教育改革”,上至國家教育最高單位,下至一般家長老師,大家都在談“教改”。但為什麼要推動教改呢?教改的最終目標是什麼?來自香港的教育政策學者程介明教授說,教育要改革,是因為社會改變了。教改的最終目標,是把學生的能量釋放出來。

上個月杪,林連玉基金會邀請程介明教授到吉隆坡進行兩場專題講座,講題分別是“今天的大學,明天的社會”,及“教育為什麼要改革”。在這兩場講座裡,程教授分享了他這些年游走于國際間對教育課題的觀察,並揉合個人學識及參與1999年香港教改的經驗,給了與會者許多新想法。

當世界許多國家從工業社會走向“后工業社會”時代,生產、組織、工作和人才形態產生“無法逆轉的大變化”。由于教育的目的全在“學生”或“社會的未來”,若教育不跟著做出改變,社會將難以發展,加上當今亂世天災人禍不斷,只有教育才能使下一代堅強。

十年前當香港推動教改的時候,似乎還沒看見后工業社會時代的成形,但現在已經進入后工業社會了。“馬來西亞會不會有一天也走向這樣的情況?”程教授沒有答案,他把這個問題留給我們觀察和思考。



科技革新掀起千層浪

20世紀科技革新的力量掀起千層浪,很多國家的經濟模式因此產生重大改變,或正在改變當中,有些人把這樣的經濟模式稱為“知識型經濟”、“創新經濟”、“信息經濟”等,考慮到目前還在持續變化與發展中,所以程介明教授把這經濟模式統稱為“后工業經濟”,這樣的社會稱為“后工業社會”。

在后工業社會時代,原本的金字塔結構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大公司的小型工作組、小型單位、個體工作者。據香港統計,2008年香港有30萬4000所公司註冊,其中100人以下的中小企業佔了99.3%,而10人以下的中小企業竟佔了87.3%。2002年美國的工商業機構裡,有86%的機構只有少于20位員工。

在機構變小、變鬆的同時,工作場合愈發注重創新、人際、靈活變通、終身學習等能力,以往的明細分工、層層的組織結構逐漸被打破,走向“一站式組織”。程介明教授的女兒唸人類學系,卻為美國的投資公司所聘用;全球五大會計事務所之一德勤(Deloitte)招聘員工時,看重的是誠信(integrity)與敏感度(sensitivity),因為“技術我們可以教,但是這些特質公司培養不來,要靠學校”。

后工業時代,還會有一份工作能夠讓個人從年輕做到老嗎?職位跟工資會隨著年齡增長?不可能會失業待業?程介明教授的結論是:多元多變、難以預測,由此“我們已經不可能瞄準(需求)來教育,那是荒謬的”。

機構組織——機構變小、變鬆

工業時代 后工業時代
大型金字塔 小型企業
以生產者為中心 以客戶為中心
部門 專案團隊
分等級 較無等級之分
結構嚴謹 寬鬆充滿變動
在最高處設計 在前台設計
固定步驟 臨時決策
條例與規則 依目的而定

工作方式——團隊合作超越明細分工

工業時代 后工業時代
分工 整體解決方案
個人 團隊
專業任務 整合專業
管理 互動
看重學歷 強調學習
由資深者評估 每項任務都在評估個人表現

活動形式——人際交往頻密、人的因素上升

工業時代 后工業時代
紙上作業 溝通
會議記錄 腦力激盪
書面指示 電郵
報告 研討
辯論
協商
展演(presentation)
衝突
游說
各種通訊程式與軟體

前線員工——前線工作複雜化

工業時代 后工業時代
分級制度下的最底層 小團隊中的一員
依文憑僱用 依人格特質僱用
部門中的一員 在團隊裡工作
處理上級佈置的事務 處理更多人際事務
使用專門技術 直接面對問題
周而復始和重複性高的工作 以創意構思解決方案
依據職務描述工作 使用多元技能
依據程序工作 承擔風險
由規則與條例規範 自我管理
由上級依付出與表現評估 受到更全面評估
穩定 不穩定,充滿變動因素
藍領 知識員工
終身學習

比知識更寬廣的東西

若然如此,那我們的教育改革到底該怎麼做?程介明教授謙虛表示,各地情勢有異,大家也尚處于探討階段,很難說出絕對的方式,“但是我們能從現在看到,有什麼是不可行的”,“除了知識,還有比知識更寬廣的東西”。

根據美國麻省理工機械工程系在2004年對校友做的調查,有整整十三個能力是該系的大學訓練無法滿足的,學生畢業后必須在工作場合或其他地方大量學習,這包括個人態度、獨立思考、團隊精神、交際能力、了解各種市場與多元文化的能力、設計與測試成果等。

香港在1999年推行教改,當時的大情勢是大家都有不滿情緒,教師不滿學生、家長不滿學校、雇主不滿本地畢業生,因而刺激了教改的發生。程介明教授總結自己的經驗,建議大家應該改變或提防這幾件事情:

一、經濟話語:

如“GDP”、“國際競爭力”、“國際發展”,這些都是很短期的,因為沒有人講得出未來的經濟會怎麼發展,所以不可能以這些當出發點,要求教育該如何配合。“只能說我們要對學生負責任”,即使香港從當年到現在換了幾任特首,教改還是照舊進行,也“不提GDP或經濟發展”。

二、系統思維:

六七十年代,大家講的是財政、結構、入學率、畢業率等問題,八十年代更是強調就學率與入學率,但大家漸漸發現入學不代表就能學得好。九十年代重心漸漸轉移到學校效能、學校管理,同樣的大家也發現這條路不能保障什麼。于是重心最后回到了學生身上,從學生的需求設定課程該怎麼樣、老師該怎麼做,而不是反過來。

三、工程過程:

在工程裡有設計就有結果,但教育往往不是這樣,不是說你設計了有這結果就會有。教育不是用工程來看待,而是從人的發展過程來看。而且教育的結果需要很漫長的時間才能顯現,大家要想辦法衡量,這並不容易。同時,結果很大可能是每個人不相同的,最重要是給他們經歷那學習過程,如當交換學生。

四、生產範式:

把學校當工廠、學生當原料、畢業生當產品、老師當管工,認為若要產品好,就必須加強對老師的管理,“這完全是走錯路了”。如果把學生的表現跟老師的薪水福利連結在一起,最后的結果便是老師關心自己的前途多過關心學生,沒有把重心放在學生身上。

五、缺陷模式:

如果整個教育改革是“醫療性”的,著重于怎麼解決過去的缺陷,而不是想出一個新的東西,這樣大家會沒有更高的前瞻、願望,只是一味想著要“補洞”,比如追PISA成績、追大學排名。“卓越不是靠填補而來”,應想出一個新的,跟有效學習掛勾的東西。

陳亞才任講座主持,謂我國教育現象:追求大學排名,教育走向商品化、市場化。
陳亞才任講座主持,謂我國教育現象:追求大學排名,教育走向商品化、市場化。

特定學歷培育特定的人

18世紀蒸汽機的改良與完善促進了工業革命,從此機械齒輪日夜運轉不休,完全改變了世界的游戲規則與運作模式。

程介明教授指,在工業社會裡,社會、組織和人的學歷結構都是呈金字塔型,如在某企業,基層員工最多,中層幹部少一點,高層幹部再少一點,塔尖是企業擁有者,由少數人壟斷。學歷也一樣,受基礎教育者數量最多,而擁有博士學位者則是少之又少。

這樣的經濟模式下的工作方式是固定的,如分工精細、決策須層層通過、大量的紙上作業與報告等,而社會變化擁有很長的週期,即社會趨向穩定,變化較少且緩慢,只要有一份學歷,個人很可能可以終身受用,一份工作從年輕做到老。

教育也受這樣的社會條件影響,特定學歷培育特定的人、從事相關的工作,不同領域間很少逾界,也不那麼強調終身學習。

教育讓新世代更堅強

人類社會除了經濟生活(就業、失業、創業),還有很多其他面向,如家庭生活、文化生活、餘暇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退休生活。今天我們活在一個更複雜的環境,每天都得面對各種血淋淋的現實,連綿的天災人禍、新舊傳染疾病、經濟危機、戰爭威脅、社會動亂、政黨紛爭、恐怖行為……唯有透過教育,才能使我們的下一代堅強,能夠適應、領導和使社會更美好。

程介明教授簡介
資料由林連玉基金會提供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榮休教授、香港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範疇為教育政策、高等教育改革及中國農村教育等。經常為國際組織包括世界銀行(World Bank)、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等擔任研究顧問。1996-2006年曾任哈佛大學訪問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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