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26日訊)首相敦馬哈迪醫生指出,政府必須找到大馬富商劉特佐,一旦找到劉特佐,將能夠讓他說出:錢在哪裡?
“劉特佐偷了我們的錢,他利用美國貨幣和美國銀行,所以他在美國犯下了罪行,所以他必須面對美國的法律。”
馬哈迪是在接受《The Edge》訪問時指出,當美國追回這款錢和資產后,美國將會歸還這些財物給來源國,但過程冗長也面對障礙,所以我國不會立即拿到錢。
大部分錢移到國外
“包括一馬發展公司的案件,我們也不會立即拿到錢,如果是發生在我國,一旦我們能找到他們藏錢的地方,可能我們會先拿回一些錢。當然,不是所有錢都藏在我國,我相信大部分的錢都移到國外了。”
他說,我國可以和這些國家合作,把這些錢給找回來。
馬哈迪是在接受《The Edge》訪問時,詢及有沒有估計到,在這欺詐中失去多少錢時說,由欺詐造成的損失,與我國借貸金額是不一樣的,相信他們帶走了數十億,而在美國,經過鑑定后有35億美元(約139億令吉)。
他指出,政府決定將解決一馬發展公司的案件放在首位,因為明顯這當中有罪案的成份,而且政府希望能夠重新獲得這些錢,這些錢目前都分布在新加坡、美國和瑞士。
“劉特佐知道這些錢在什麼地方,我相信(拿汀斯里)羅絲瑪(前首相夫人)也知道,我們必須鑑定那些將錢藏起來的人,屆時就能夠將這些錢給要我回來。”
涉案者願助查可提供庇護
馬哈迪說,若大馬富豪劉特佐或一馬發展公司(1MDB)涉案人士願意回馬助查,政府可考慮提供庇護,確保人身安全。
他說,由於涉案人士所犯下的錯讓政府和人民難以釋懷,因此政府會先諮詢司法機構后,才能決定是否為掏空國庫的涉案人士提供庇護。
“這些人犯了大錯,到底值不值得為他們提供庇護,需待政府諮詢相關司法單位,(劉特佐和1MDB涉案人士)知道這些錢去了哪裡,我們必須把屬於人民的錢找回來。”
他強調,一旦政府追回從1MDB處被拿走的錢,將用來償還債務。
縮減融資取消昂貴項目
詢及政府取消消費稅、恢復汽油補貼和檢討過路費時,如何負擔開銷時,馬哈迪指出,政府目前在做的工作,大部分是縮減政府的融資,通過取消所有昂貴的項目,政府已經在減少償債成本
“從削減債務來說,在取消這些昂貴的項目,我們可減少2000億令吉的債務。”
他承認,在競選時,政黨會許下讓人民投選他們成為政府的建議,但是政府會妥善的管理好這些諾言,不過過路費的檢討工作,不會馬上進行,而是以漸進的方式落實。
馬哈迪指出,我國當初建造吉隆坡國際機場和南北大道是根據我國能力,並沒大舉借貸。
感激敦拉薩才提攜納吉
馬哈迪坦言,他是出於感激已故前首相敦拉薩提拔之恩,才提攜其兒子拿督斯里納吉成為首相,料不到此舉間接損害國家利益。
他說,要對從前一同共事的同僚存不信任並非易事,唯獨納吉是例外。
“我雖已退出政壇多年,依然關心國家大事,每天從報章上看到納吉做出許多損壞國家和人民利益的事,人民要求我站出來制止情況惡化,最后,我選擇站出來。”
馬哈迪說,若沒有敦拉薩的提拔他不會坐上首相之位,他以為納吉會像父親一樣勤政愛民,結果卻讓人失望。
他說,他曾勸告納吉執政必須廉正,奈何一番好言相勸不被接受,納吉把他的話當成耳邊風,以致後來國庫管理不當,國債日益增多。
明白亞航被迫挺國陣
馬哈迪幫腔亞航集團創辦人丹斯里東尼費南德斯,指亞航是迫於無奈才會表態支持國陣政府。
馬哈迪說,亞航被迫支持前朝政府,否則就會受到各種無理對待。
他說,前朝政府一旦知道有私人企業傾向希望聯盟,就會使用各種手段進行打壓,包括將這些公司從政府工程承包商名單中除名或遭追稅,需繳付一筆被內陸稅收局聲稱是“合法”的稅務。
“如果你不屈服,(前朝)政府會對付你,甚至一些企業遭稅收局追收高達9000萬令吉稅金。”
東尼費南德斯早前發佈視頻,針對他早前屈服為國陣政府站台一事,向所有大馬人道歉,坦承當時受到前朝政府的強烈施壓。
2週內公佈其他閣員
馬哈迪透露,預計在2週內公佈其他內閣成員名單。
他說,一些有重要部門,如外交部會率先公佈部長人選,以盡快處理公務。
馬哈迪坦言,委任內閣部長並非易事,在擬定名單時必須公平照顧希望聯盟成員黨,還要兼顧種族問題,以及有關人選來自哪個州屬等因素。
他說,剛出爐的部分內閣名單是經過周全考慮后才公佈,當中不存在任何偏袒。
“委任部長並非想像中容易,如果把大部分部長職給柔佛議員,那麼吉打(議員)會不高興,我是經過多番考量。”
二度拜相很可怕
對于第2度重新當上首相,馬哈迪說,這是很可怕的(frightening)。
他指出,1981年他上任時,他只是續承原有的政府填上名字,就可以完成組織內閣的工作。
他說,如今他必須根據希盟的宣言,組織新內閣,而且組內閣過程中也要考慮到民意。
“人民不喜歡前朝政府,他們認為前朝政府做錯很多事情,我們必須挖掘出這些錯誤的東西。”
他指出,也有些政府官員,以前與前朝政府共事,當中有些參與大選競選,希盟政府不知道他們是忠于政黨或忠于國家。
“所以我是在很不確定性環境中工作,我必須在前朝政府破壞后的體制下工作,比起1981年,這是一項很困難的任務。”
他說,他必須坐下來聆聽匯報,委任他不認識的人接任工作,這一過程中要很長時間,才能讓政府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