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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天下文化近日出版了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个人传记的第二部《登高望远》，作为第一部《高难任务》的续集，本书主要讲述吴作栋接任李光耀成为新加坡第二任总理后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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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吴作栋成为新加坡总理时适逢冷战结束，世界即将走入多边主义，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顶峰。新加坡在李光耀的威权领导下，走过建国的艰困时期和共产主义的威胁，但在新的后冷战时代，新加坡需要新的做法和领导风格。
虽然称呼李光耀为”恩师”和对其一直维持一种尊重的姿态，但如同在前一部传记中所揭露的，在本书内，吴作栋继续表明他在许多议题上和李光耀有很不同的看法。作为新加坡总理，他也不畏惧在合理范围内对李光耀路线做出修正，让新加坡能更开放和多元，如他自己所比喻的，让李光耀政府对待人民如“父亲”的关系，至少转变为”兄长”，允许更多政治异议和反对的声音。对比努力累积资本的李光耀政权，出身中下阶层的吴作栋更致力于重分配，进一步完善新加坡的医疗和教育体制。
讽剌的是，吴作栋让新加坡的民主走向正常化，也就意味他个人和行动党政府的支持度，不会像李光耀时期那么强势，如果我们以“民主”和“多元”作为切入点，吴作栋时期的新加坡其实是更好的新加坡，但威权意识者更会怀念李光耀，而认为吴作栋时期是一种“退步”，在这点上，后来的李显龙和他面临相同的困境。
务实精神奠基者
外界对新加坡的民主总是充满很多误解，误以为新加坡是中共的缩小版，或是“赤道北韩”。但在本书中可见，有相当多的篇幅是关于吴作栋谈论其政治生涯中各次“选战”的幕后和影响，因为新加坡选民完全是以自由意志投票的，所以行动党政府执政的“正当性”并不是来自武力，而是“选票”。自建国以来，行动党政府一直都是一个“民选政府”，宪政上依循英国西敏寺内阁制的精神。但作为新加坡特色的政治制度，吴作栋在书内也多次谈论到他对新加坡“民选总统制”的看法，包括其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和如何与内阁制产生的总理和政府互动。先不论新加坡是否矫枉过正，吴作楝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批评是有些道理，如政党恶斗，民粹主义，社会极化，和政府失能等。基于这样的警惕，新加坡一直努力在亚洲家长威权和西方自由放任之间寻求一个平衡和适合自己的民主模式。
相较于李光耀的“强势”，吴作栋更是新加坡“务实”精神的奠基者，很多看似矛盾的言论和做法其实是一个寻求平衡的过程。他取消“反黄”和色情相关的禁令，允许更大的艺术空间，但有艺术家公开在台上表演剪耻毛时，他又以老大哥的姿态跳出来批评这不是艺术。他允许作家在报章写文章批评他，但又跳下去和对方笔战。他对于民粹主义的反感，表现在他对徐顺全的猛烈抨击上，但又不吝于称赞一些反对党政治人物来满足社会对异议的需求。
不甘于只是暖席者
他认为新加坡要更有多元价值和更有同理心，但同时坚持精英和能力至上主义，这也反映在他认为给予部长高薪才能吸引人才为国效力。他坚持新加坡在个人空间内有绝对的自由，但在公共空间新加坡必须是一个世俗主义国家，他当总理时不允许穆斯林女学生戴头巾上课，但对戴头巾的女穆斯林成为新加坡总统给予好评。
与李光耀类似，吴作栋也总强调新加坡很小，但他找到长远的以小事大之道，就是要让大国相信双方有共同的利益，在他任内新加坡成功签订多项自由贸易和区域贸易协定，他关心其他国家在国际间有许多友人但对他国的要求有新加坡自己的底线。或许也正是这种务实的性格让他带领新加坡走出数次危机，包括亚洲金融风暴和SARS。
无论对吴作栋评价如何，大概所有人都会同意，要当李光耀的继任和李显龙的前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吴作栋并不甘于只是成为一名“暖席者”，他有他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如他自己所言，李显龙的执政路线和风格与他其实更为接近，而不是走回其父李光耀的老路。“李光耀的新加坡”的刻板印象有点过于深刻，“吴作栋的新加坡”其实才更接近现在的新加坡。从这个角度来说，本书绝对有阅读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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