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教育部近日推介“伊玛目纳瓦威四十个圣训”鉴赏计划，将在国立的宗教中学与政府资助的宗教学校试行，引起朝野热议。尽管教育部已澄清此计划仅针对穆斯林师生，不会涉及非穆斯林，但计划公布的第一时间还是引发了国内非穆斯林群体的忧虑。不少民间组织纷纷发声，指此举带有向非穆斯林宣教的意图。
非穆斯林群体对此事的激烈反应，毋宁是出自对近期马国政治“绿潮”现象的忧虑。华社舆论似乎较难平心静气地消化事件本身，这也凸显了我们对马来穆斯林、伊斯兰文化的陌生与恐惧。是故，在评断之前，我们需要先来厘清“四十个圣训”到底指的是什么，而它在伊斯兰的历史、学术传统中又有何意义——而这些“科普”可能正是连日来关于此事件的华语评论中所缺乏的。
伊斯兰“圣训”的传统与学术简史
首先是“圣训”。简言之，圣训是记载、保存“圣行”（sunnah）的形式。阿拉伯语中的“sunnah”一词最早于前伊斯兰时期指阿拉伯社会中固有的传统或习俗，后来则特指先知穆罕默德在世时其言行。而阿拉伯语中的“圣训”（ḥadīth）一词也有故事、叙述、对话等意，反映其最初是在穆斯林社群间口耳相传。当然，这样的传述在阿拉伯语中还有其他的动词来表示，此不赘述。
一则圣训由正文内容（matn）与“传述链”（isnād）两部分组成。其中后者记载了该则圣训流传所经过的每一层传递者姓名，是圣训学者判别可信度的重要依据。一则可信的、“强”的圣训，往往经由某位圣门弟子回溯到先知本人。圣训的内容则包罗万象，涵盖了仪式、风俗、律法、道德规范、政治制度、信仰本质、经文诠释等不同主题。因此，在伊斯兰发展的历史上，圣训扮演着补充、诠释《古兰经》、具体地指导穆斯林生活等作用。
西元9、10世纪以降，圣训在经历经历了编纂、典律化（canonization）过程，以及“圣训学”（ilm al- ḥadīth）领域的不断发展，自成一体，其文本趋向稳定——如逊尼派有所谓“六书”（即六部较受认可的圣训集），皆在西元10世纪间成书。而针对圣训的研究、应用、衍生文本等，也渐渐以这些编纂成册的圣训集为基础不断发展，某种程度上取代了过去以口传为主的形式。
“四十个圣训”：圣训学传统下的常见文类
其中，“四十个圣训”（al-arba’ūn ḥadīth）即是上述圣训学传统底下所形成一种相当常见的文类。许多著名的穆斯林学者都编过四十个圣训集。他们依据不同的主题、目的或标准，选取若干圣训编著而成，且常常加入自身的评注。为什么是四十则？这与某一则圣训有关，其大意为先知穆罕默德曾说过“能为穆斯林社群传承四十个圣行者，真主将在审判日的升他为法学者之最”。多数四十圣训的文本都有参照这则圣训，惟其可信度——即是否为一则“强圣训”，尚有争议。
此次的“事主”、中世纪知名圣训学者纳瓦威所著者即是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例。纳瓦威的《四十个圣训》实际上收录了43则圣训（多数版本编目中有42篇，其中第27篇收录两则圣训）。
其特点在于仅采用“可靠的圣训”（sound hadiths），其中绝大部分皆收录于逊尼派公认的权威圣训集、六书中的“两实录”（Ṣaḥīḥayn）——《布哈里圣训实录》与《穆斯林圣训实录》。纳瓦威在其序言中也提到，其选取的都是代表伊斯兰核心教导的圣训。每则圣训都能涵盖伊斯兰信仰的某一面向，由此构成对整体伊斯兰最简洁的阐释。
而《纳瓦威四十圣训》后来也衍生出许多评注本。这些不同时代的评注本扮演着诠释、扩充圣训内容的功能。另一方面，历代穆斯林学者也未曾停止编注、增补短圣训集，使其成为一种至今仍在不断扩充的文类。
《纳瓦威四十圣训》：对传统精炼诠释的成果
因此，持平来看，纳瓦威《四十个圣训》是对圣训传统的“加工处理”，是精练再诠释后的一种产物。我们简化地认为它等同于整个圣训传统，甚至伊斯兰。因此，面对这样的文本，我们更需要审慎对待每则圣训内容产生的脉络、理解其背后的历史意义，更不能忽视历代学者所做的修正、评论与应用。
回到事件本身，合理的批评应该建基于对纳瓦威圣训内容的探讨，包含教科书中采用何种评述、其所传递的是“怎样的伊斯兰”，与我们当代的价值观或国家发展需要等可以如何连结、又有哪些龃龉等等。
不可否认，此计划本身或许有执行仓促、政策沟通欠妥等问题，引发质疑亦无可厚非。然而，如果教育部所言“不涉及非穆斯林”属实的话，那“伊斯兰话语权的竞争”或许是看待此事另一个更适切的视角。
就此而言，安华领导的团结政府似乎没有放弃伊斯兰诠释权的竞争。乐观来看，在得到更周全落实的前提下，“四十个圣训”计划或能带动学术圈、公共舆论的进一步讨论、研究，继而探寻我国伊斯兰论述更多元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