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畅销作家刘冠吟曾任苹果日报财经记者、鸿海科技集团最年轻发言人、文创杂志第一品牌《小日子》社长，台湾首个文创园区─华山的品牌长，不论哪个职涯身分都与文字为伍，不论哪个生命转折点都有伯乐出现，在闯过一个个激动人心的事业巅峰后，如今她回归家庭忙于照顾新生宝宝，乐当两个女儿的爱心妈妈，真正过上她的小日子！
“小学志愿是当作家，长大后，我算是一半有实现愿望。”刘冠吟自我调侃，有此愿望主要是数学成绩差强人意，以致无太多专长可选择，“原来就喜欢文字，只能做会的事。”
她说，一直以来，兴趣很明显，除了文字工作，她想不到自己还要做其他什么的，“我们家有很多的读物。”这得归功于她有个念中文系的父亲刘昆玉，连带其女儿阅读能力也蛮强。
“在我爸爸带领下，大女儿在小学一年级就看水浒传、红楼梦等文学名著了，当然，有些字汇她不太懂，但爸爸会陪着她解读。”此情此景令她最近忆起童年时与姐姐在家中的情景。
“大部分小孩都是翻阅格林童话，但是，我跟姐姐阅读的却是《唐人传奇》，也就是中国唐代开始的虚构性的文言短篇小说。”她形容，这部小说集像百科全书，其故事性强且充满奇幻。
“侯孝贤导演拍的武侠电影《刺客聂隐娘》正是改编自唐代作家裴铏的小说《聂隐娘》。”她指出，大家都懂格林童话通常不会出现在现实生活里，那是一种想像阶段，但《唐》不同。
“它里头有些角色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以致故事极具逼真性，对孩子来讲，他们会觉得好像真有那么一回事似的，这样的故事性与文学性，对孩子起着莫大吸引力与影响力。”
“当时，我不作多想，只是非常喜欢看书，我们姐妹俩的游戏时间就是阅读。”对她来说，只要打开读物就能马上进入到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并且让她暂离自三年级数学不理想的事实。
“同学都是八九十分，我只考到十六七分！”她直言，这样的成绩让她陷入极大痛苦，“只要看书就能让我到别的世界。”除了数学，她的英文程度与中文同样好，社会与地理也还行。
“对于文本的喜欢是贯穿整个文科里面的，数学除外。”这种情况维持到高三下学期模拟考，妈妈不小心看到从书包滑出的成绩单，大吃一惊，“数学竟然只有2分，妈妈不能理解。”
“后来，妈妈聘请了来自台大经济系的家教为我恶补数学，原本预估大学联考数学成绩最差零分，最后考出四十多分，其他科目都九十分，终于，给我考上第一志愿台大中文系了。”
财报表跟数学是两回事
在有惊无险跨入大学之门，先后毕业于台大中国文学系与新闻研究所后，刘冠吟当社会新鲜人的首份工作是进入苹果日报担任财经记者，中文与文学能力强的她作此选择有点出人意表。
“财经新闻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呀！学到企业管理，也学会怎么面对与处理危机等，况且，看财报表跟算数学是两回事，它不必算，只需会看，而看是依靠逻辑并非依赖数学公式。”
她在人生第一份工作的岗位上打拼了三年，“记者的工作讲究时效性，尤其在日报上班，每天都得为二至三则新闻结案，造就我对工作效率与节奏很重视，它对我的工作态度影响至深至远。”
“再者，我刚入职遇上的是苹果日报初入台湾市场的阶段，属于报馆炽盛时期，因此，站在报馆角度，那些没有人看或没有点阅率的新闻都不是新闻，一切都以阅读率为目标。”
“馆方不会理会政治色彩，只要记者觉得值得报导，民众爱看，主管就认为这是好新闻。”她及早领悟到，任何题材都要让它产生效果，“这个目标导向的工作价值于我影响蛮深。”
“这让我知道做事情是讲求效果，若是无法产生效果，这件事就可能不用再做了。”尽管外人认为，做事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但她的做法与众不同，“我会想办法让它有成效和价值。”
这就是形塑成后来以效率与目标为导向的那个她，“每个人入行的第一与第二份工作，往往会对日后工作价值观起着决定性影响，这也是我较为理性而不怎么风花雪月的原因。”
发言人不说谎黄金准则
在当财经记者数年里，刘冠吟采访过的企业与企管不计其数，建立了良好人脉网络，其中有台湾科技服务领先者——鸿海科技集团，后来，她以不到30岁的年纪接手鸿海发言人一职 。
“那时，他们对媒体未有概念，纵使有媒体公关部，但隶属投资者关系部门，其实，两个不同性质部门所需有别，为建立集团品牌、与媒体充分沟通，他们从相识的记者中物色人选。”
“可能他们跟我相处得不差，于是找我去帮忙，我也尝试做做。”就这样，她从媒体人摇身变成应对媒体人的角色，全权负责集团对外公关事务，“曾当过媒体人，更懂媒体人要什么。”
坐上这家上市公司发言人位置，她立下的第一条准则是不能说谎，“大部分人都觉得说谎是发言人的日常，如果你长期欺瞒记者或让记者发现你骗过他一次，彼此关系就会变不好了。”
她认为，发言人可选择不说、不承认或不否认，但不能说不真实的话，“当你越说没事，记者越想知道，因为大家早已有所听闻，避无可避，我的做法是会详细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
“我再去跟记者说明，报导与否则由对方决定。”她说，发言人这份工作让她学会公关事件的处理和危机处理，“发言人这份工作，比媒体来得更高压。”
为了对集团充分了解，初时她都参与所有事务，对接窗口则是直接向着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与郭董在一起工作是随时随地、无时无刻的，只要他想到就找我，即使半夜也在发信息。”
人生的第二份工作在第三年结束，她认为，职涯的三年是个调整期，“十年太长、一年又太短，三年已经可以判断该不该继续留在那个位置。”那一年，她纯粹因过于疲累而选择离职。
《小日子》小到说倒就倒
告别鸿海集团后，刘冠吟下一个职涯身分是广为大马文青分子所知的，那就是《小日子》杂志发行人与小日子商号社长，“我接管《小日子》时，它已存在一年多，且蛮有名气了。”
原来的杂志经营者要易主，其学长向她伸出橄榄枝，“当记者与发言人是在书写别人的故事，我想要做跟自己贴身相关的话题，做跟台湾契合度更高的事情，于是，我觉得不妨试试。”
她与学长、其他合伙人一起买下《小日子》，“我变成生意人了！”她说道，尽管其职涯看似变化大，但其实息息相关，“上一份工作学到的，在下一份工作用到，都是累积式的用着。”
在接掌《小日子》后，她意识到转型的当务之急，“媒体环境越来越差，杂志发行量也越来越萎缩，单单靠卖杂志一定活不下去，尤其当时背后没有企业与法人股东，规模小到说倒就倒。”
“若不想早点倒掉就需及早转型，说不定还有机会。”她说，《小日子》媒体转型大概是全台最早的，“我们思索各种转型方法，较为常见是卖广告，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媒体，转型的方法就是做数码、以冲流量来卖广告，但若是行得通，大型的媒体就不会萎缩。”
“卖广告一定要做，但只有卖广告不是转型的方法，也并非主力。”她跟团队也想过网络化，可太多人在做，倒掉的亦不少，“也试过办讲座，企图把社群建立起来，但我们的读者多半宅在家里，不擅跟人产生连接。”
“我们需要以一种虚无缥缈的方式跟他们互动，看起来像似贩卖一种感觉，最后才产生商业模式。”后来，该杂志社开始推出品牌周边产品，“当时蛮受欢迎的，东西也越做越多。”
老板烦恼来自四面八方
“当大家都竞相开设网络商店时，我们不如尝试建立实体店，之所以有这样背道而驰的做法，那是因为有感在网络世界里，难以销售氛围这东西，再多文字也难以打动人心。”
况且，网络购物轻易受干扰，旁人的推荐与广告都可能让对方离开，“我们很难将一个人锁定在一个气氛里，跟他解说产品内容，但实体店就有这个机会，人与人、人与物可产生交流。”
2016年，《小日子》成为台湾首家从平面杂志走向实体店的纸媒，坐落在公馆的“小日子商号”是选物店也是咖啡店，“开到第三间店，那是规模化里程碑，确认了此方法的可行性。”
在这个转型阶段里，她对经营者这个身分有更深切体会，“打工族只需烦恼眼前的事情就好，但创业者面对未知的烦恼却是来自四面八方，且工作是没有界限，就算休息也都在想工作。”
“整个人生都在做这件事情，感觉好像在打两三份工，连带私生活也卷进去。”因此，她有感惟有真正喜欢才会继续走下去，“如果单纯为了赚钱，那么，创业压力会将一切消耗殆尽。”
“所以说呀，兴趣与热情真的很重要。”也因为常常忙得一根蜡烛两头烧，那段时间她喜欢接到外地与海外邀约，“跳脱原本生活环境，遇见不同的人事物与风景，其实就是一种休息。”
她曾到过大马连赶九场巡回演讲，她开心忆述，感觉好像在开演唱会那样。小日子商号是她待得最久的职涯，“总共七年。”由于时间够久且开店方向与搭挡出现分歧，她决定功成身退。
侧记：天下的伯乐与千里马
结束小日子的投资后，刘冠吟休息了四五个月，由于小日子商号也在华山文创园区设店，她跟园区老板熟络，当对方跟她伸出橄榄枝后，2021年她成了这个有十五年历史的知名园区的品牌长。
正当她有意为此园区下个十年大展拳脚时，今年六月为专心安胎她不得不离职。站在这个时间点上回首她的来时路，其职涯转变与转折予人平步青云的印象，然而，她本身却不这么认为。
“其实，你看起来不错的职涯里面，当事者都是付出过努力，并非你想像中的毫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为这样子，他们表面上看似冷静，背地里却用力潜行。”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工作是好运，这好运在于我的伯乐都适时出现，他带给我工作上相对较多机会。” 身在职场的打工族，想必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那个被伯乐相中的千里马。
千里马铁定要有伯乐才能成就大事业？“那倒未必，即使遇不上伯乐，千里马仍会存在，因为这不会改变你是杰出人才的本质，你还是会表现优异。”
“当然，若是有贵人提携，将使得个人职涯转换幅度较大，况且，有些职业转换是自己不太可能达到，除非有人带自己进去，否则大幅度换轨是很难自个造就出来。”
“即使那个人未出现，也没必要妄自菲薄。”她无疑是幸运与幸福的，“每次关键点都会出现一个一个改变我人生的人物。”这也使得自首份工作后，她就不曾再写过履历表。
另外，在别人眼里，总觉得她人际与人脉关系皆好，其实，她并不热衷社交，“我喜欢聊天，但仅存在朋友圈内讲废话，我的贵人都不是由社交或关系获得的。”
她如今也从千里马成了他人伯乐，“我常给别人介绍工作。”她之所以看到某个职业而想起某个人，“一定是他平常留给我的印象不错，而那个印象永远都是与对方共事时的工作态度。”
“那个专案结果好不好是其次，对方是否尽职尽责尽心尤为重要。”话说，她给前辈们的选择正是这个，“他们会觉得我是个使命必达的人，经营事业找个不错跟有能力的人很重要。”
她认为，天下若有怀才不遇这件事，多半出于个人问题，“即使没有伯乐也能靠自己努力创造，尤其现在资讯与竞争相对透明，不太难证明与展现自己。”
后记：
自今年九月尾，诞下巨娃娃后，刘冠吟便忙于当两个女儿的爱心妈妈。此番坐在华山文创园区某家餐厅聊访时，她表示对全职妈妈的尊敬，而母亲绝对是她打过最难的一份工作，“可是，多半人都忽略女性在母职这件事上的付出。”
“职业妇女虽辛苦，至少可按时间与目标把它完成，并且有喘息机会；然而，孩子是个不易掌控且不断变化的奇妙个体，无法用工作上的绩效管理照顾孩子这件事。”疫情期间，她有过如是经验，如今再次经历，看她在个人社媒上载逗女为乐图文，就算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其乐无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