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畅销作家刘冠吟曾任苹果日报财经记者、鸿海科技集团最年轻发言人、文创杂志第一品牌《小日子》社长,台湾首个文创园区─华山的品牌长,不论哪个职涯身分都与文字为伍,不论哪个生命转折点都有伯乐出现,在闯过一个个激动人心的事业巅峰后,如今她回归家庭忙于照顾新生宝宝,乐当两个女儿的爱心妈妈,真正过上她的小日子!

“小学志愿是当作家,长大后,我算是一半有实现愿望。”刘冠吟自我调侃,有此愿望主要是数学成绩差强人意,以致无太多专长可选择,“原来就喜欢文字,只能做会的事。”
她说,一直以来,兴趣很明显,除了文字工作,她想不到自己还要做其他什么的,“我们家有很多的读物。”这得归功于她有个念中文系的父亲刘昆玉,连带其女儿阅读能力也蛮强。
“在我爸爸带领下,大女儿在小学一年级就看水浒传、红楼梦等文学名著了,当然,有些字汇她不太懂,但爸爸会陪着她解读。”此情此景令她最近忆起童年时与姐姐在家中的情景。



“大部分小孩都是翻阅格林童话,但是,我跟姐姐阅读的却是《唐人传奇》,也就是中国唐代开始的虚构性的文言短篇小说。”她形容,这部小说集像百科全书,其故事性强且充满奇幻。
“侯孝贤导演拍的武侠电影《刺客聂隐娘》正是改编自唐代作家裴铏的小说《聂隐娘》。”她指出,大家都懂格林童话通常不会出现在现实生活里,那是一种想像阶段,但《唐》不同。
“它里头有些角色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以致故事极具逼真性,对孩子来讲,他们会觉得好像真有那么一回事似的,这样的故事性与文学性,对孩子起着莫大吸引力与影响力。”
“当时,我不作多想,只是非常喜欢看书,我们姐妹俩的游戏时间就是阅读。”对她来说,只要打开读物就能马上进入到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并且让她暂离自三年级数学不理想的事实。

“同学都是八九十分,我只考到十六七分!”她直言,这样的成绩让她陷入极大痛苦,“只要看书就能让我到别的世界。”除了数学,她的英文程度与中文同样好,社会与地理也还行。
“对于文本的喜欢是贯穿整个文科里面的,数学除外。”这种情况维持到高三下学期模拟考,妈妈不小心看到从书包滑出的成绩单,大吃一惊,“数学竟然只有2分,妈妈不能理解。”
“后来,妈妈聘请了来自台大经济系的家教为我恶补数学,原本预估大学联考数学成绩最差零分,最后考出四十多分,其他科目都九十分,终于,给我考上第一志愿台大中文系了。”
财报表跟数学是两回事
在有惊无险跨入大学之门,先后毕业于台大中国文学系与新闻研究所后,刘冠吟当社会新鲜人的首份工作是进入苹果日报担任财经记者,中文与文学能力强的她作此选择有点出人意表。
“财经新闻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呀!学到企业管理,也学会怎么面对与处理危机等,况且,看财报表跟算数学是两回事,它不必算,只需会看,而看是依靠逻辑并非依赖数学公式。”
她在人生第一份工作的岗位上打拼了三年,“记者的工作讲究时效性,尤其在日报上班,每天都得为二至三则新闻结案,造就我对工作效率与节奏很重视,它对我的工作态度影响至深至远。”

“再者,我刚入职遇上的是苹果日报初入台湾市场的阶段,属于报馆炽盛时期,因此,站在报馆角度,那些没有人看或没有点阅率的新闻都不是新闻,一切都以阅读率为目标。”
“馆方不会理会政治色彩,只要记者觉得值得报导,民众爱看,主管就认为这是好新闻。”她及早领悟到,任何题材都要让它产生效果,“这个目标导向的工作价值于我影响蛮深。”
“这让我知道做事情是讲求效果,若是无法产生效果,这件事就可能不用再做了。”尽管外人认为,做事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但她的做法与众不同,“我会想办法让它有成效和价值。”
这就是形塑成后来以效率与目标为导向的那个她,“每个人入行的第一与第二份工作,往往会对日后工作价值观起着决定性影响,这也是我较为理性而不怎么风花雪月的原因。”
发言人不说谎黄金准则
在当财经记者数年里,刘冠吟采访过的企业与企管不计其数,建立了良好人脉网络,其中有台湾科技服务领先者——鸿海科技集团,后来,她以不到30岁的年纪接手鸿海发言人一职 。
“那时,他们对媒体未有概念,纵使有媒体公关部,但隶属投资者关系部门,其实,两个不同性质部门所需有别,为建立集团品牌、与媒体充分沟通,他们从相识的记者中物色人选。”

“可能他们跟我相处得不差,于是找我去帮忙,我也尝试做做。”就这样,她从媒体人摇身变成应对媒体人的角色,全权负责集团对外公关事务,“曾当过媒体人,更懂媒体人要什么。”
坐上这家上市公司发言人位置,她立下的第一条准则是不能说谎,“大部分人都觉得说谎是发言人的日常,如果你长期欺瞒记者或让记者发现你骗过他一次,彼此关系就会变不好了。”
她认为,发言人可选择不说、不承认或不否认,但不能说不真实的话,“当你越说没事,记者越想知道,因为大家早已有所听闻,避无可避,我的做法是会详细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
“我再去跟记者说明,报导与否则由对方决定。”她说,发言人这份工作让她学会公关事件的处理和危机处理,“发言人这份工作,比媒体来得更高压。”
为了对集团充分了解,初时她都参与所有事务,对接窗口则是直接向着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与郭董在一起工作是随时随地、无时无刻的,只要他想到就找我,即使半夜也在发信息。”
人生的第二份工作在第三年结束,她认为,职涯的三年是个调整期,“十年太长、一年又太短,三年已经可以判断该不该继续留在那个位置。”那一年,她纯粹因过于疲累而选择离职。
《小日子》小到说倒就倒
告别鸿海集团后,刘冠吟下一个职涯身分是广为大马文青分子所知的,那就是《小日子》杂志发行人与小日子商号社长,“我接管《小日子》时,它已存在一年多,且蛮有名气了。”
原来的杂志经营者要易主,其学长向她伸出橄榄枝,“当记者与发言人是在书写别人的故事,我想要做跟自己贴身相关的话题,做跟台湾契合度更高的事情,于是,我觉得不妨试试。”

她与学长、其他合伙人一起买下《小日子》,“我变成生意人了!”她说道,尽管其职涯看似变化大,但其实息息相关,“上一份工作学到的,在下一份工作用到,都是累积式的用着。”
在接掌《小日子》后,她意识到转型的当务之急,“媒体环境越来越差,杂志发行量也越来越萎缩,单单靠卖杂志一定活不下去,尤其当时背后没有企业与法人股东,规模小到说倒就倒。”
“若不想早点倒掉就需及早转型,说不定还有机会。”她说,《小日子》媒体转型大概是全台最早的,“我们思索各种转型方法,较为常见是卖广告,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媒体,转型的方法就是做数码、以冲流量来卖广告,但若是行得通,大型的媒体就不会萎缩。”
“卖广告一定要做,但只有卖广告不是转型的方法,也并非主力。”她跟团队也想过网络化,可太多人在做,倒掉的亦不少,“也试过办讲座,企图把社群建立起来,但我们的读者多半宅在家里,不擅跟人产生连接。”
“我们需要以一种虚无缥缈的方式跟他们互动,看起来像似贩卖一种感觉,最后才产生商业模式。”后来,该杂志社开始推出品牌周边产品,“当时蛮受欢迎的,东西也越做越多。”
老板烦恼来自四面八方
“当大家都竞相开设网络商店时,我们不如尝试建立实体店,之所以有这样背道而驰的做法,那是因为有感在网络世界里,难以销售氛围这东西,再多文字也难以打动人心。”
况且,网络购物轻易受干扰,旁人的推荐与广告都可能让对方离开,“我们很难将一个人锁定在一个气氛里,跟他解说产品内容,但实体店就有这个机会,人与人、人与物可产生交流。”
2016年,《小日子》成为台湾首家从平面杂志走向实体店的纸媒,坐落在公馆的“小日子商号”是选物店也是咖啡店,“开到第三间店,那是规模化里程碑,确认了此方法的可行性。”

在这个转型阶段里,她对经营者这个身分有更深切体会,“打工族只需烦恼眼前的事情就好,但创业者面对未知的烦恼却是来自四面八方,且工作是没有界限,就算休息也都在想工作。”
“整个人生都在做这件事情,感觉好像在打两三份工,连带私生活也卷进去。”因此,她有感惟有真正喜欢才会继续走下去,“如果单纯为了赚钱,那么,创业压力会将一切消耗殆尽。”
“所以说呀,兴趣与热情真的很重要。”也因为常常忙得一根蜡烛两头烧,那段时间她喜欢接到外地与海外邀约,“跳脱原本生活环境,遇见不同的人事物与风景,其实就是一种休息。”
她曾到过大马连赶九场巡回演讲,她开心忆述,感觉好像在开演唱会那样。小日子商号是她待得最久的职涯,“总共七年。”由于时间够久且开店方向与搭挡出现分歧,她决定功成身退。
侧记:天下的伯乐与千里马
结束小日子的投资后,刘冠吟休息了四五个月,由于小日子商号也在华山文创园区设店,她跟园区老板熟络,当对方跟她伸出橄榄枝后,2021年她成了这个有十五年历史的知名园区的品牌长。
正当她有意为此园区下个十年大展拳脚时,今年六月为专心安胎她不得不离职。站在这个时间点上回首她的来时路,其职涯转变与转折予人平步青云的印象,然而,她本身却不这么认为。
“其实,你看起来不错的职涯里面,当事者都是付出过努力,并非你想像中的毫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为这样子,他们表面上看似冷静,背地里却用力潜行。”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工作是好运,这好运在于我的伯乐都适时出现,他带给我工作上相对较多机会。” 身在职场的打工族,想必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那个被伯乐相中的千里马。
千里马铁定要有伯乐才能成就大事业?“那倒未必,即使遇不上伯乐,千里马仍会存在,因为这不会改变你是杰出人才的本质,你还是会表现优异。”
“当然,若是有贵人提携,将使得个人职涯转换幅度较大,况且,有些职业转换是自己不太可能达到,除非有人带自己进去,否则大幅度换轨是很难自个造就出来。”
“即使那个人未出现,也没必要妄自菲薄。”她无疑是幸运与幸福的,“每次关键点都会出现一个一个改变我人生的人物。”这也使得自首份工作后,她就不曾再写过履历表。

另外,在别人眼里,总觉得她人际与人脉关系皆好,其实,她并不热衷社交,“我喜欢聊天,但仅存在朋友圈内讲废话,我的贵人都不是由社交或关系获得的。”
她如今也从千里马成了他人伯乐,“我常给别人介绍工作。”她之所以看到某个职业而想起某个人,“一定是他平常留给我的印象不错,而那个印象永远都是与对方共事时的工作态度。”
“那个专案结果好不好是其次,对方是否尽职尽责尽心尤为重要。”话说,她给前辈们的选择正是这个,“他们会觉得我是个使命必达的人,经营事业找个不错跟有能力的人很重要。”
她认为,天下若有怀才不遇这件事,多半出于个人问题,“即使没有伯乐也能靠自己努力创造,尤其现在资讯与竞争相对透明,不太难证明与展现自己。”

后记:
自今年九月尾,诞下巨娃娃后,刘冠吟便忙于当两个女儿的爱心妈妈。此番坐在华山文创园区某家餐厅聊访时,她表示对全职妈妈的尊敬,而母亲绝对是她打过最难的一份工作,“可是,多半人都忽略女性在母职这件事上的付出。”
“职业妇女虽辛苦,至少可按时间与目标把它完成,并且有喘息机会;然而,孩子是个不易掌控且不断变化的奇妙个体,无法用工作上的绩效管理照顾孩子这件事。”疫情期间,她有过如是经验,如今再次经历,看她在个人社媒上载逗女为乐图文,就算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其乐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