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某单位后原本想着应该放下，专心为自己要面对的人生课题，但有些事实在是勾起了太多痛苦的回忆，也希望能够藉着此事呼吁政府必须积极立法，保障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利。
在我离开某单位后的第5天，我收到了前同事的询问，内容是有关办公室有同事流传我有“H开头”的病毒一事，同事间甚至开起玩笑说可以以公司的经费来做健康检查，确保没有被传染。
当下我气愤得致电给某单位某位领导要求彻查事件，但并未听到与此事有关的后续。自然，用某单位经费验血的事，也就不知道只是玩笑或是真的有实际执行的了。
此事究竟是谁传出的或是有何目的，我至今不得而知，也已无力追究，但有一件事情是我可以肯定的，“无知与歧视会杀人”，因为在那之后，我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才恢复力气面对生活、重拾活下去的力气。
那一则来自前同事的“u bahayakan orang”不断地在脑海出现、不断地把我逼到墙角，成为了我往前走的巨大阻碍，也一度差点成为我结束生命的魔障。
无论我是否真的是爱滋感染者，个人健康状态本就是应当被保密的，但某单位领导层并未提前阻止流言的流传，也并未将“疾病当成玩笑”的前同事进行惩处绝对显示了部分领导严重缺乏对基本人权的尊重及理解。
事件发生后，我询问了律师是否可以就此事进行提告，但我得到的资讯是“大马目前没有法律保障类似的情况”。
将这件事说出来，不只不会让某单位内的涉事人员面对法律制裁，而我需要独自面对来自其他方面的压力，得不偿失。这很显然是大马法律中严重的缺失，尽管类似大马爱滋协会等倡议团体长期以来不断地要求政府立法保障感染者在工作场域内的保障，但那么多年过去了，无论是谁执政，劳动法令修了又修，都始终没有看见任何相关法律的影子。
大马法律严重缺失
回看我在政治工作中的经历，这并不是我第一次与爱滋议题“杠上”。最早一次大概是在2018年，还在某位执政党议员办公室工作时，就曾因团队要求制作的爱滋设计图时，不能提及“歧视”而吵翻天，只因为当年《联合国反种族歧视公约（ICERD）》的喧闹而让“歧视”变成敏感词汇。
但，此次在我离开某单位后发生的事，就恰好证明了当年我坚持使用“歧视”是绝对有必要的，因为对于爱滋感染者而言，歧视就是日常。为了避免被人发现而面对排挤与异样的眼光，有些人被迫无时无刻都要伪装自己；而有些时候来自旁人的言论也许不是针对你的，但言语中对于其他感染者的贬低、嘲讽，都会仿佛利刃一样刺在心上。
“被歧视就是爱滋感染者每一天、没有一刻停止地、不断地在面对的事情。那些被迫的自我保护与被他人轻描淡写带过的伤害，无时无刻都在割裂爱滋感染者的灵魂，剥夺感染者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可能。”
政府应立即推动相关政策及立法来保障爱滋感染者在职场上的基本权益及安全，同时确保没有人可以因为感染者身分而被视为异类。别再让那种在遭到不公的对待后的求助无门的感觉让人彻底放弃求生的希望。
现今医学已然发达，爱滋早已不是“绝症”，只要定时服药健康也会与非感染者一样。很多时候，让感染者失去一切的，并不是疾病本身，而是那些来自身边的恶意，不要不相信，歧视，真的会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