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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報導：方俊心
圖：攝影組、互聯網
可能很多人會對作業簿是否使學生生活更充實、不沉迷于手機這點有疑慮，因為只要一個問題，就能把成人問倒——你的生活會因為老闆給你更多工作量而充實，不沉迷于手機嗎？排除這項以后，餘下的，或許更能帶我們走入作業簿問題的核心……
作業簿風雲 誰來主宰江湖？
開學三個星期后，小學作業簿問題退熱了，注意力轉移到收據上，好像作業簿的問題已經解決了。
開學不久后，媒體走訪了一些學校，訪問了一些人，獲得的答案是學校確實嚴格遵守《2000年小學作業簿使用通令》，跟教育部頒布的如出一轍。從去年十月教育部副部長張盛聞說，2018年起要嚴格執行，民間出現叫好或反對聲浪，一個月后“三合一”作業簿崛起江湖，被警告“不要挑戰教育部”，接著反對的聲音漸小了，大家承諾要遵守。如今孩子終于可以“快快樂樂學習”了。
實情真是如此嗎？如果真是如此，為什麼我們會拖了這麼一代又一代的時間，現在一招就贏了？為什麼戰場上的老師郭史光宏會說：“發出禁令是重要的第一步，但其實也只是最基礎的一步”？
作業簿問題的正反派
縱觀民間言論，書包過重、造成極大學習壓力、增加家長經濟負擔，這三者常常成了贊成減少派的論點。也有一種說法，作業簿多，學生“只好”草草了事，結果學習失效又浪費了時間。
要是舉辦一場辯論賽，反方必然會針對這四點加以反擊。書包過重，我有置物櫃呢！學習哪可能沒壓力？工作也有壓力啊，連走在路上的小貓小狗都有壓力。再窮不能窮教育喔。而且，誰讓你作業多就“只好”草草了事呢？認真做不是多做多得了嗎？
這樣辯駁下去，永遠沒完沒了，但距離作業簿的核心問題卻依然隔了三座山那麼遠。
那麼究竟是贊成派錯了嗎？反對減少作業簿的民間聲音說，減少作業簿不但幫助不了學生，反而拖累學生學習進度。它原可以使學生生活充實，不沉迷于手機，而且也有助于減輕老師出題目的工作量，更專注教學。現在少了作業簿，老師得自己出題，多花時間和心血，學生也得抄寫更多，浪費課堂時間。
首先，可能很多人會對作業簿是否使學生生活更充實、不沉迷于手機這點有疑慮，因為只要一個問題，就能把成人問倒——你的生活會因為老闆給你更多工作量而充實，不沉迷于手機嗎？排除這項以后，餘下的，或許更能帶我們走入作業簿問題的核心。
家庭作業為學生帶來學業進步的迷思
最值得我們收集數據大量加以研究的，便是作業簿數量跟學習的關係。郭史光宏引用美國“進步教育運動”領軍人物艾爾非（Alfie Kohn）的說法，“經過數十年的研究發現，對中學以下，甚至對高中以下的學生而言，家庭作業（homework）和學業成績（不論是用哪一種方法來測量）之間沒有整體的正相關。”
教育心理學家哈里斯（Harris Cooper）總結數十年的家庭作業研究：“沒有證據顯示，任何家庭作業會提升小學生的學業表現。”甚至還有學者發現，“六年級學生完成家庭作業的多寡，與成績和測驗分數的相關性很弱。三年級學生的結果則顯示這兩者之間呈負相關：越多的家庭作業與越低的學業成就有關。”
這樣的研究使郭史光宏得出了一個結論：更多的家庭作業（作業簿）無法為學生帶來學業進步。與此同時，學生卻因耗費大量時間在寫作業，失去和家人共處的時光、和自我對話的空間、與各種興趣愛好打交道的機會。猶有甚者，還在痛苦的寫作業過程中，磨滅了學習熱情，變得消極被動。注1
他也引用美國教育研究協會（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的話：當家庭作業佔據了社交、戶外娛樂和創意活動的時間，當家庭作業佔據了睡眠的時間，它就不符合兒童和青少年的基本需求。注2
因此還抱守著多做作業簿可以提升學業成績的想法的人，要糾正以上的觀點，就必須提出理據，而不能只說“我覺得多做多得”就可以。
把前三個段落的“學生”替換成“成人”，把“寫作業”替換成“工作”，也許能夠讓我們更切身地體會到學生身分的苦楚，成人尚且有勞工法令、職工會保護呢。
注1：此三段出自〈學生需要的是作業，不是作業簿〉，郭史郭史光宏“師無不言”專欄 ，刊于2017年11月14日《中國報》。
注2：〈理清作業簿風波的迷思〉，郭史光宏“師無不言”專欄，刊于2017年10月31日《中國報》。
作業簿為導向，能教出未來人才？
要談老師因失去作業簿而增加工作量之前，或許我們該先釐清，今天學生該做的作業應該跟過去我們的有什麼不同。這跟老師也有直接關係，要是我們一直做著不合時宜的作業，即使做了一百遍，可能也不符合時代需求。
在整個世界被科技與資訊搞得天翻地覆以前，填鴨式教育，和隨之生產的作業簿都能夠不負眾望，迅速為市場培育出大批勞工。但是今天呢？我們甚至要想辦法怎麼才不會在未來被機器人取代了。機器人可以取代大量勞力、重複性高的工作，可是很難取代涉及創意、審美、社交、協商，需要同情心的工作內容。
“有學者說，第三次世界大戰已爆發，戰場就在各國的中小學課堂。哪個國家擁有發展教育的遠見，就能為還不存在的未來世界培養人才，哪個國家就贏得了這場戰役。
2007年，美國提出‘21世紀技能’，涵蓋生活與職業技能、學習與創新技能、信息、媒體與技術技能。2013年，日本提出‘21世紀能力’，強調基礎力、思考力、實踐力。2014年，新加坡提出‘21世紀能力架構’，追求溝通、合作及資訊技能、公民素養、全球及跨文化能力、批判及創意思考。”注3
我們呢？我們也有，《教育大藍圖》也提出了培養學生的六大方向：知識水平、思考創新、領導能力、雙語能力、倫理道德、國家認同。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郭史光宏很懷疑，今天我們以作業簿為導向的教學，能夠培養出21世紀的人才嗎？
注3：〈作業簿能回應新時代教育的挑戰嗎？〉郭史光宏“師無不言”專欄，刊于2017年11月28日《中國報》。
校方、書商、家長的摸象行為
有兩個原因致使郭史光宏質疑作業簿。從品質而言，現今市售作業簿未必由專家編寫，很多販售目的是為了賺錢，在缺乏把關機制下，作業簿水準參差不齊。這一點，大家時常都可以從面子書上家長上傳的習題各自印證。
另一個是形式呆板。作業簿誕生于實際教學前，程度是統一的，無法跟著學生的能力和進度調整，強調標準答案，不利于培養高階思維。
原則上來說，《2000年小學作業簿使用通令》無疑是為老師鬆綁，讓老師可以不用再受制于這樣的作業簿，可以自行發揮專業，給學生出適合、有趣，自己又不會改得要死的作業，但是現階段要這樣做，恐怕得多吃一點大頭菜才行了。注4
長期以來被繁瑣工作壓得喘不過氣的駱駝，再多一根稻草也會把他們壓死。他們之中也有很多已經習慣被作業簿牽著走，走了十幾二十年，現在讓他們自己走自己的路，有那麼容易嗎？更何況還是有老師打從心底信奉“多做多得”；家長也是，孩子沒有作業做，便會焦慮孩子趕不上時代的腳步，甚至懷疑是不是老師偷懶。
因此，把作業簿課題看成純粹是校方與書商間的利益輸送，恐怕是盲人摸象，沒有看清事情的全貌。這樣的情況有沒有？郭史光宏在“體制內外看教育－我們想改變什麼”教育論壇中透露，是有的。可是在全馬佔比多少？也許反貪污委員會才能告訴我們答案。
注4：〈欲推新法，先做減法〉，郭史光宏“師無不言”專欄，刊于2018年1月9日《中國報》。
在職教師年終培訓變成一般口頭會議
相較于這種偷雞摸狗，大家對作業簿的觀念、老師的工作量與專業培訓問題更顯而易見，卻很少被拿出來討論。郭史光宏舉例，給在職老師的年終培訓經過層層下傳后，可能只剩下三十分鐘，在校務會議裡以口頭方式進行，而這已算很好了，因為更慘的可能只有五分鐘。
“然而，就因這樣的客觀事實，我們就選擇永遠抱著拐杖過活，拒絕往理想的高地出發嗎？肯定不是。若是長期依賴，那教師就得下定決心，重新出發。若沒有時間精力，那有關當局就得減負支援。若是缺乏能力，那各方就得攜力培訓，共同學習精進。教育是千秋大業，是該帶有理想主義色彩，是該永遠向著明亮那方的。”注5
所以重新回到我們開頭的問題，作業簿的問題解決了嗎？
郭史光宏去年在他的專欄裡已寫得很明白。“發出禁令是重要的第一步，但其實也只是最基礎的一步，關鍵還看接下來的持續跟進。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觀念啟蒙，沒有切實專業的技術培訓，沒有強而有力的制度支援，多麼美好的教育願景，終究只會是空洞的口號。”注6
注5：〈理清作業簿風波的迷思〉，郭史光宏“師無不言”專欄，刊于2017年10月31日《中國報》。
注6：〈作業簿的局限與出路〉，郭史光宏“師無不言”專欄，刊于2017年12月12日《中國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