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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日讯／独家报导）行动管制令实施近一年半，由于国人长期被关在家或因此面对经济困难，导致精神心理压力或生活上的困难，大马生命线协会透露，从去年3月18日至今年6月，该会共处理了3436宗个案。
受到关注的是，在今年4月疫情有好转时，有自杀念头的个案占了该月份个案的2.4%，但是在5月国内疫情加剧时，有15.2%的个案有自杀念头，6月则有10.5%。
马来西亚生命线协会辅导服务与发展执行员兼辅导义工马清容接受《中国报》电访时说，从去年3月18日至12月31日，该会通过各种方式处理了2037宗个案，分别是电话（1272宗）、电邮（481宗）、线上辅导（271宗）和面谈（13宗）。
她解释，求助者面对的问题分为3大类，既精神心理（焦虑、情绪病）、家庭困扰（夫妻关系、亲子）和生活人生（个人困扰、生活、与人的互动）。
“由于受管制令影响，去年和今年处理个案的方式已改变，所以无法断定是否有增加，但是单是今年上半年，就处理了1399宗个案。”
马清容也是马来西亚注册辅导员，她说，尽管如此，与上半年同期相比，精神心理的求助个案从2019年至今年增加了许多，即去年与今年相比，增加了3%，2019年与今年比较则增加了10%。
“在精神心理方面，2019年共有293宗、2020年有314宗，今年则有466宗。（数据皆为上半年）”
她说，家庭困扰个案没有增长，占今年上半年个案的15.4%；而生活人生的个案有所好转，去年和今年分别有207宗和220宗个案。
马清容：评估自杀风险 找对策
马清容说，在接到有自杀念头的个案时，义工先会进行自杀风险评估，确定求助者属于哪一个阶段，轻微、中度、中高和高，的处理方式都不同。
她说，如果轻微，义工就会做情绪陪伴，与求助者讨论整件事情，听他述说困难和苦。
“至于中度和中高，义工会同时帮他一起找生活资源，要他口头答应不要伤害自己，我们再去陪伴他。
“简单来说，就是口头契约和安全计划，安全计划是他在有自杀念头时，可以做什么，向哪里求救。”
她补充，若有高度自杀风险，证明他已经在执行着自杀，那义工就会赶快索取求助者的电话号码和地址，联络警察。
团队讨论齐处理个案
马清容指出，在义工接完个案后，其他义工也会参与讨论接下来可怎么处理这个个案，这也可以让义工本身了解，自己有没有受个案的影响而产生情绪。
她说，在热线服务开启时，义工们都会各自在家，但是同一个时间会有一个团队互相联系，因为当接到一些比较重的个案，会比较耗义工的身心。
“我们不会让义工一个人去面对或承担个案，甚至是接一般的个案也好，也是整个团队一起，因为团队支持是非常重要，这样义工们才不会被完全消耗，无法再继续。”
她透露，该会向来都是以接电话为主，但后期因疫情，才开始了线上辅导，电邮量也增加许多。
“由于在起初的管制令时，我们担心会有高风险的自杀个案，所以只给10%的资深义工接案。
“但是我们在去年5月中开始负荷不来，一名义工需要接很多个案，还好那时候我们有了呼叫转移的功能，所以就可以把个案分散，有更多义工协助。”
找不到出路舒缓 易负情绪
马清容说，一个人在面对很痛苦的事情想着要摆脱痛苦，当他们不知道还有什么选择和出路时，他们只想到要轻生。
她解释，当经济不好、疫情和因管制令长期留在家，都会影响人的情绪。
“当一个人为了要赚钱生存，他们会先（把情绪）放一边，但是这样累计（情绪），情况会更糟糕。”
马清容指出，在做完自杀风险评估后，会决定以什么策略帮助求助者，帮他们舒缓当下的痛苦，让他知道还有其他方法，辅导员愿意陪他们一起走，他们不孤单。
“当我们的苦或痛被另一个人听懂时，会有很大的帮助，这就是疗愈的开始。”
不过，她补充，若求助者被家长或其他人，逼着打电话去辅导，那前者就会不配合不讲话，这也会让义工无法协助他们。
接受辅导 不代表有病
许多人对辅导服务有错误的理解，以为去问问题，就可以从中得到答案，或者去辅导，就代表自己生病或有问题，但马清容比喻，感冒需要看医生，这就像心理感冒一样。
“如果遇到很难解决的问题，或是觉得自己怪怪，情绪起伏不稳定，就可以来找我们（辅导），不要觉得自己有病或有问题，你只是被当下的状况困扰。”
马清容说，没有情绪困扰的人也可致电询问，如想要改变生活习惯、职业生涯规划或改善亲自关系，辅导服务都是给大众的。
“如果我们帮助不到，我们都会尽可能让他知道可以去哪里找资料。”
她提醒，义工无法看透求助者的内心和想法，因此求助者必须坦白和坦诚；义工也不会给决定性的建议或答案，需要通过双方一起讨论，因为接下来求助者要面对的是自己的人生。
赖建锭：社会心理课题将持续
生命线协会辅导义工兼大马注册辅导员赖建锭相信，社会心理课题会是一个持续性的课题，即使疫情之后，国家也不会那么快复苏；而且当一个人居家办公太久，突然要回到公司上班，也需要时间重新适应。
“心理健康也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看，如小孩在疫情期间上网课，学习力可能会变低，因此影响孩子与父母的关系，与学校老师也会有冲突。
“因此疫情过去后，大家会再面对一些适应复苏和调整的压力。”
赖建锭透露，近几年来，多数人对心理健康和自杀课题的了解越来越多，都比较愿意去探讨此课题，这是一种好的现象。
配合9月10日 “世界预防自杀日”，生命线协会将在9月间推展 “95生命自觉月”， 以各种形式和大众探讨自杀议题，一起学习自救和求救，任何详情可浏览：https://tinyurl.com/ysd6h3mr。
注重辅导谘询过程
赖建锭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强调效果和成果的社会，但辅导谘询除了看重效果，也非常注重过程。
对他而言，当求助者打电话进来，他都会很用心、真诚和有素质地去陪伴求助者，当求助者诉说困扰的过程中，他们的大脑其实是在重组他们的经历和经验。
“这样的过程一定程度上有疗愈的效果，即使求助者现在没有这样认为，但是这整个过程绝对不会是白费的。
“与其把注意力放在一直要看到效果，不如看看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变化，因为很多时候都是从一点一点的过程累计，才会变成那个大的效果。”
此外，赖建锭说，当求助者带着激动的情绪打电话求助，但在谈完那通电话后，他可感受到求助者的情绪有所平复，这是让他感动和欣慰的。
多理解倾听 接纳包容负面
“大家都觉得自己的生活要充满正能量，远离负能量的人，那如果我们都远离有苦难或有负面情绪的人，那这些人该怎么办？”
赖建锭在生命线协会接案子后，让他看到和感受到，其实我们的社会有很多苦，从事助人工作的人，比较容易接触到这些社会受苦的人。
他发现我们的社会都非常推崇正能量和正面的事物，当然这并非不好，但当人们过于推崇正面时，可能会陷入一种“毒性正能量”（Toxic Positivity）的情况。
他说，很多人可能不会去谈和接触负面事物，但人总会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如果大家都过于压抑这些情绪，久而久之可能就会有情绪问题。
“除了要朝向正面的生活，我们也要接纳和包容生活上负面的事物，要多点理解和倾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