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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边13日综合电）柬埔寨西港汇集着多家大型赌场，地下也蔓延着许多非法网路赌博公司，它们把基地设在当地的“园区”。园区就像自给自足的小型社会，被高墙、电网、打手围住，成为滋生犯罪的温床。每隔一段时间，媒体上都有逃出来的年轻人自述经历。他们被贩卖，遭遇毒打、囚禁，被迫从事诈骗。直到有一天，他们被当地义工队解救出来，送往一个名叫“长城宾馆”的地方。
据陆媒《极昼》报导，中午12点，西港泰康医院门口，车流拥挤。18岁的小蝶（化名，下同）昏昏沉沉，19岁的小迪扶着她，同时反覆确认手机上的照片和车牌号。就在过去的24小时里，小蝶吞下30多粒安眠药，被老板和同事送往医院抢救。醒来后，病房里只剩小迪，他和小蝶是老乡，平素跟主管关系好，被留下来照应。走廊的楼梯上，监视他们的保镖正在打嗑睡。
这是唯一的逃生机会。用公司发放的、做业务的手机，小蝶立即联系上义工队。不到30分钟，义工队派来的车到达医院门口。小蝶拔掉身上的导尿管和输液针，和小迪藏进厕所，趁着保镖走开的间隙，溜出医院。
因体内药物残留的缘故，小蝶陷入昏睡。小迪的警惕还没卸下，司机是柬埔寨人，语言不通，他不识路，只能一直盯着手机导航，眼睛都没敢闭上。他说，“被骗了一次，所以害怕有第二次。”晚上8点多，经过七八个小时的奔波，在距离金边国际机场大概6公里的地方，车子停了下来。他们终于抵达目的地，长城宾馆。
从外表看，长城宾馆只是一栋不起眼的5层建筑，外墙被漆成淡黄色，和接待游客的地方没什么两样。26间客房几乎住满了人，很多来到这里的人都说，“很温馨干净。”
抵达宾馆的第一晚，小蝶迷迷糊糊地说，“能不能给我一个房间，我想睡觉。”她被安排到5层的客房，直接睡到第二天清晨。小迪住进4层，那一夜他辗转反侧，既有对陌生环境的不适应，也有逃离之后的害怕。
小蝶已经很久没拥有过这样安稳的睡眠了。长城宾馆的夜晚静谧，只是有时也会被女生的尖叫和摔打东西的声音惊扰，她后来慢慢习惯了，是1层有个精神失常的女孩，20来岁，被义工解救出来就成了这个样子。
形形色色的人穿梭在长城宾馆的内部。经常在厨房帮忙的刘明栋，是小蝶的贵州老乡，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她后来才知道，那是逃离时留下的伤。去年6月29日凌晨，趁着公司聚会喝酒，刘明栋和同伴从园区2楼跳下，结果屁股着地，下半身失去知觉。
她还认识了25岁的江西人小赖。去金边机场的路上，小赖被一辆黑色车辆截停，2个中国男人直接拿刀顶住他的腰，把他绑进园区。小赖曾被关小黑屋，连续3天不吃喝，被电击、鞭打。直到现在，腿上还留有伤痕。可小赖还算幸运，在长城宾馆的1层，躺着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广西人，因为不愿意配合诈骗，从6楼跳下，手脚都断了，完全丧失行动能力，大小便不能自理。
住在宾馆1层的大多是行动不便、精神失常需要照料的人。最久的住客是一个山东男孩。每天醒来，嘴里就叫嚷着，“老子要回国，谁也管不着。”小蝶不知道他的具体遭遇，唯一确认的是，人在园区被打得精神错乱。现在，情况虽有好转，也总是健忘，吃饭喊他拿碗，一转头给忘了。
每一个住在长城宾馆的人，都有一部沉重的海外流落史，他们身上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从网投园区逃离。
在柬埔寨，网投园区实际上是网路赌博、电信诈骗的窝点聚集地，其中西港的密度最高。2016年，西港成为继金边、波贝、木牌之后第四个开放线下赌博业的城市。当年，柬埔寨政府签发了163张赌场牌照，其中91家在西港。当地还有不计其数的非法博彩公司，专门做网路赌博。博彩产业影响下，西港逐渐变成枪杀、毒品、性剥削的犯罪聚集地。今年2月，一名中国男子被绑架，另一名中国男子则被当街枪杀。当地华文媒体上隔几天就会出现类似的消息。
在西港，白沙一期、二期、旧山顶、中国城都是规模较大的网投园区，里面有几十上百家网投公司，人数可能多达上万，那是名副其实的“罪恶之城”。2019年11月，一个19岁男孩从中国城高楼坠下，他的大腿上，用黑笔写着四个字：冤枉被害。今年2月，一名福建男子也在西港一网投园区坠楼身亡。
身陷其中的人竭力呼救，幸运者如小蝶、小迪这些长城宾馆的寄居者，及时得到帮助，逃离魔窟。不到半年，近百个逃离者在长城宾馆流转和栖息过。现在，长城宾馆还住着50多个人，他们来自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等地，年龄最小的只有14岁，最大50多岁，80%是20-30岁的年轻人。
小蝶是贵州人，2021年3月，老家一个朋友请她到广西做打字员，每个月6000元人民币（约3954令吉）。想都没多想，小蝶和好友小花、小花的堂姐就去了，她们都需要一份工作。话术都是相似的，客服、销售、游戏推广是最常见的“工作”，月薪在6000至上万人民币，下同。多名受骗者表示，受疫情影响，他们失业很久了。
这趟旅途的起点，就充满着意味不明的冒险。3个女孩从南宁坐车到边境，在深夜翻越一座山，意识到不对时，她们哭嚷着要回家，蛇头并没有给机会，一路恐吓硬拉，直到到达柬埔寨金边，手机卡直接被没收了。
残酷的生活刚刚开始。在第一个园区，小蝶经常被挨打，后来都麻木了，“也就是被打了几巴掌”。跟后面的经历比起来，她和小花都觉得，“（第一个园区）其实还算好的。”几个月后，她们被卖往西港。在那里，电棍变成常事。有一回，主管以为她偷懒，抄起电棍往她身上打。小蝶形容那种疼，就像“小时候被火钳打”，她不敢哭，“就怕越哭他打得越厉害。”
最让她感到煎熬的是体罚，表现不好，就必须在所有人面前做难堪的事，“脸也不要了。”具体是什么惩罚？小蝶说，“很多事情也很难想起来了。”在新的园区，她们认识了贵州老乡小迪。小迪曾见过，逃跑的人被抓回来后，关进一个笼子里，被打得半死，也不给吃喝。湖南人小唐，见过从小黑屋里抬出来的人，被拔掉指甲，指尖还被插进牙签，浑身血淋淋。
被压抑、恐惧、绝望的情绪包围，小蝶失眠了，她找药店老板买安眠药。2021年11月的一天，喝下一杯白酒，小蝶偷偷翻找出两个姐妹的安眠药，一口气吞了三板，她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反正也出不去了。”再次睁开眼，小蝶已经在西港泰康医院了。
现在，小蝶已经离开了长城宾馆，在义工团队的介绍下，到金边一家华人餐厅帮忙，每个月能拿300美元（约1333令吉）。她小心翼翼，出门吃饭，也只敢找餐厅旁边的店，一心等着被安排回国。而小迪、小赖、小唐，更多的人选择留在长城宾馆，他们害怕出去后再次被绑架。至于行动不便的人，只能在这里栖身。几乎每个晚上，1层都会坐着那个精神失常、从会所救出来的女孩，一个人憨憨地笑，直到天亮。
文 综合报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