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问题要问你自己，或许是过去式，或进行式，又或预谋式。

第二个问题中的问题，是我们看到了他们的下场；愿意的人，可能认为，这些过去的赢家，风光过大半世，有政党罩住，仍是硬汉之姿。

美国民主智库公共政策中心创办人大卫卡勒汉写《作弊的文化》，“赢家阶级”自创道德现实，恣意作弊而不受制裁。而“焦虑阶级”则认定，在赢家通吃的社会，选择不作弊的人，将坐失成功的唯一机会。

这种作弊文化下，套用台湾学者吴昆玉的说法，作弊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几率问题，用一般方法成功几率低，作弊成事几率高，被抓到的几率又低。作弊不成则是智商问题，是公关问题。就算抓到，找个藉口、转移焦点，大家也就算了。

这正是大马政治之乱的核心问题。欺上瞒下，大话连篇，党性为重，选举为大，是无论谁执政都做不好的主因；对外团结但内部对立，形成高度内耗的社会成本。

政客把“作弊视为成功之母”，叠加效应下，最终失去人民的信任──这个最珍贵最有用的社会资本荡然无存。

国家变成了什么样子？贪官都喊“我本无罪，你降我罪”。人民看不到清廉的文官体系，觉得政客都是贪的，人贪我贪助长贪腐文化。

新加坡非零贪污，而是养不肥。上至高官下至公仆，对于即使只可能产生贪腐的想像都绝对避免。不必问他们，问自己就好：有机会的话，你也会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