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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二，一條“白喜事”新聞被廣大讀者刷屏，那就是“國學大師”饒宗頤在香港駕鶴仙去，走完了人生百年。新加坡國立大學博士朱崇科教授感歎饒公道：“這或許是民國出生的最后的通才了。”
饒公辭世，干卿何事？說來也有一點學緣關係。2011年，藉由香港大學博士、大馬青年學者李乾耀的牽線搭橋，94歲高齡的饒宗頤為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揮筆題詞。
饒公的題詞，字挾風霜，逸韻高致，堪稱書法珍品，被刻成匾額，高懸于優大（UTAR）中研院（ICS），令莘莘學子仰而視之，從中獲得美的熏陶。筆者不才，也曾負笈在此，頭頂饒公題詞，問學經年，見證了“國學大師”墨寶的鋒發韻流，內心的感受宛若碧空如洗。
此外，饒宗頤的同房侄女饒芃子，同為著作等身的教授，以研究海外華文文學著稱。她的學術成果，也是我在拉曼大學就讀時常備的精神食糧。2015年12月30日出版的《暨南大學報》，刊登拙稿《東南亞“遇見”饒芃子》，表達了我對時年80高齡的饒女士的學術敬意。
饒宗頤往生的消息，驚動了香港與海外。但是在中國大陸，新聞界似乎表現得比較平靜，很多讀者甚至不知饒公何許人也。這也難怪，饒氏1949年就離開了中國大陸，偏安于香港。這位在“粵東最大的藏書樓”裡長大的孩子，甚至沒有在中國讀完中學。
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約莫15歲那年，饒父去世，長子宗頤失學在家。1935年，18歲的饒宗頤，以初中肄業之資受聘擔任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藝文纂修一職，開始了他可圈可點的學術生涯。到頭來與季羨林齊名，共享“南饒北季”的大師榮光。
在中國大陸，季羨林要比饒宗頤有名得多。季羨林（1911－2009）生于山東省，是世界上僅有的幾位從事吐火羅語研究的學者之一。如果說饒宗頤自少稟承家學，飽覽群書，是在自家的藏書樓裡自學成才的，那麼季羨林則是典型的西式教育寵兒。1930年，季羨林考入清華大學西洋系，主修德文，這為他日后留學德國、獲得博士學位奠定了基礎。
季羨林在德國學習與工作了10餘年，1946年回到中國，任教于北京大學，擔任東語系主任超過30年（1946年到1966年20年，改革開放后又再任），幾乎是終身服務于這所高等學府。可以說，季羨林飽受歐陸風雨滋潤，卻成為中華國學大師，令人拍案稱奇。
有趣的是，季羨林不認為自己是“國學大師”。他在《病榻雜記》中寫道：“我對哪一部古典，哪一個作家都沒有下過死工夫，因為我從來沒想成為一個國學家。除了尚能背誦幾百首詩詞和幾十篇古文外。”
他的自謙也得到共鳴。學者余英時就認為季羨林只不過是因晚年親共，而被中共力捧為學術樣板，不論在專業上或在操守上，都不配被稱為國學大師。台灣名人李敖在接受南都週刊專訪時，也表示：“他不是國學大師！他是個很弱很弱的教授，他就是語文能力還不錯。”甚至在《我和父親季羨林》一書中，季羨林還被他兒子描述成一個孤獨、寂寞、吝嗇、無情的文人。
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季羨林被打成“反革命”，關進“牛棚”，后被發配去北京大學做門房、守校門，顏面盡失，斯文掃地。相比季羨林集大毀大譽、大起大落于一身，饒宗頤要幸運與安穩許多。無論如何，“南饒北季”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