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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創作是一種反熵行動。所謂“熵”（entropy）是“能趨疲”，是信息的負值。語言文字在會議紀錄裡呆板癱瘓，在記者的新聞報導公式化的過程中麻木失能，只有文學（尤其是詩）可以把它喚醒，並且注入活力。
偶讀《老捨請吃糖瓜》，文章有趣。老捨，誕生于北京，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京派作家。老捨追述自己的一次“言語事件”。他去戲院后台看演員，剛好聽到下面的一段話：
“北京人習慣遛早，見面問個好，肚子吃飽，逛逛天橋。”
唱戲的楊星星順口就答：“天橋好啊！聽書、看戲、變戲法、吃不盡洋鼓洋號，曲藝大鼓蓮花落，爆肚、火鍋、扣肉、壇肉、燒羊肉、吃飽用不了兩毛。”
北京話語音色鏗鏘，猶如快板，落韻有力，親切自然，上面的對話都往好處說。好言悅耳是京腔的特色。
吆喝隱含音響碰撞
我特注意的是漢語的“活力因素”，語言是個生命體，樂音趨向使語言或婉轉、或諧和、或剛健、或雄渾。行酒令其實是唱酒令，少林武當練功的吆喝，也隱含敲擊的音響碰撞。
為什么搞音樂的一大票人，嚴重忽略語言的律動，文字組合的音色美聽？在我認識的詩人當中，林迎風是一個例外。迎風能譜曲，也寫了不少膾炙人口的歌詞，他的詩從來都不缺抑揚頓挫。我反而覺得他的詩太滑、太甜，需要一些“反說對撞”以凸顯某些矛盾與糾結。
毛譯東當年轉戰陜北，住進田家灣，主婦不安地叨念：“這窯洞太小了，這地方太小了，對不起首長了。”毛口裡喃喃說：“我們隊伍太多了，人馬太多了，對不起大嫂了。”這段話可非編造，而是毛澤東秘書的實錄。大家一定留意到毛與村婦語言模式的對應，這種對應自然而然的釋放出善意訊息。
可是只有文字的音樂性，詩仍無法存活。音樂性特強的打油詩，內容可能滑稽逗趣，文學的含金量卻稀薄。
詩需要一些思想內核，它的音樂性才有意義，語言美律才有寄寓。
透過詩學撼動人心
現代哲學向語言學靠攏，是維根斯坦（Wittgenstein）與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先后發現的趨勢，在詩裡，我們有話要說，那不是很自然的嗎？不一定是什么深邃的思想，只是一些觀察，一些尚未成形的思想點滴。總的來說，它們是廣義的知識。知識話語得通過生命話語才尋得出口。
什么是生命話語？當然是文學，尤其是對語言最敏感的詩。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政治學都得透過詩學，才能有效傳遞知識，撼動人心，否則它們只是事實、史料、數據醃製的干糧。
中國30年代的救亡文學與口號詩，也算是思想美藝化的企圖。事過境遷，我們研讀30、40年代的那段歷史，可我們對那段日子的粗糙附生物：救亡與愛國文學已提不起興趣。
語言是生命體，它是生命動態平衡的一部分，從全息論（Holographic theory）的角度來看，部分正是整體的縮影。
清朝歷275年12帝，人口超過1000萬人，溥儀遜位不足半個世紀，大陸已沒有多少人懂得滿語、滿文。滿洲語文處于高熵，它的生命力消失得很快。語言沒有人使用，或本身的民族崇尚更高級的語文（比方說：英文），它面對的只有滅絕的命運。所有高階語文，都能用來寫出好詩。（2018/02/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