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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展示男女内衣裤，2广播公司接警告。”
那是大马电检局下的禁令，指示国内两家广播公司停止在网购节目中，展示男女内衣裤。据报道，内政部认为：就算没有真人模特儿穿上内衣裤展示，推销内衣裤仍会冒犯社会。
以大马电检局一贯的保守作风，这是明显针对“女性”内衣裤的禁令。
也就是说，大马电检局一贯的伟大义举，就是保护大马男性脆弱敏感的生殖器官，以免一再被挑起性欲，让社会陷入道德沦亡的不良风气、败坏国家的良好声誉。
对半个世纪以前的人们而言，今日电视机上出现的“性刺激”物品，包括被暴露的女性身体，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在那之前的更久年代，欧洲也经历过多轮女性穿着方式的革命，蓬蓬裙、低胸装、长裤、迷你裙、短裤、超短裤等，都被社会的伦理道德和宗教观念影响而演变；比如1950年代的意大利，在里米尼海滩穿比基尼这种泳装是被禁止的。
但女性穿着的“被许可”演化过程，可用一句“越穿越少”来概括。
也因为如此，商家看准这个“越穿越少”的演化趋势，长年累月的以“物化”（objectification）和“性化”（sexualization）女性的低俗广告，来吸引以男性为主导的消费群。
社会普遍现象
这些物化女性的恶俗广告，到底能不能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力、刺激经济效益？依据过去的科学研究，这种商业广告策略，不一定有效。
瑞典Stockholm University心理学家在2018发表的研究显示, 这些低俗广告其实没有多大经济效益。该实验是目前相关研究里，受试者征用数量最多的；其中步骤包括使用648男女观看三种广告图，然后测试他们的购买抉择和意愿。这三种广告，包括只穿内衣裤或比基尼的年轻女性、穿遮盖全身和手脚的年轻女性、完全没有女性图像的广告。
结果显示：没有明确证据能证明“半裸广告女郎”策略有经济效益。
有些研究则给出“有经济效益”的结果。比如丹麦Aarhus University团队的类似研究显示，男性看了“性化女性”的广告后，在经济抉择上会“比女性缺乏耐心”，“冲动付费”几率比女性较高（引2020年1月《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期刊论文）。必须注意的是，这些研究征用的受试者人数比较少。
不管怎么说，对商家而言，“物化”或“性化”女性为饵的广告，是“赔了夫人（失却社会道德责任的担当）又折兵（付出高广告费）”。
这些物化女性的广告，其实也是女性“自我物化”（self-objectification）的主要源头；许多研究证明女性在成长过程中，长期接触媒体广告和电影艺术等物化女性图像，会促成女性自我物化（参见2017年3月《Frontiers in Psychology》论文），同时也让 “外貌羞辱”（羞于接受自己“不好看”的身体）、忧郁症、过分节食等女性问题，成了社会普遍现象（引2015年8月《Journal of Pediatric Psychology》论文）。
高官个人观感
为什么某些刻板印象中所谓“性开放”的西方社会，会禁止使用这些物化女性的广告，也是基于这些“避免物化女性”的科学论据；这包括英国和巴黎分别在2017年3月和2019年6月开始立法的禁令，在其他欧洲国家（比利时、芬兰、希腊、挪威、西班牙）、南非和印度等国家，也立法禁止广告中性别歧视的内容，比如不让暴露身体的女性出现在广告。
无论如何，这些用意良善的法律，始终都不比大马电检局的禁令“高尚伟大”，让不属于身体部分的“物品”（内衣裤和人偶模特）也遭殃。
简言之，电检局这个禁令，没有科学根据，没有心理学基础，也没有理性论据，有的只是电检局高官天马行空的个人观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