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加达唐人街闽南式天主教堂 见证排华伤痕 | 中國報 China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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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加达唐人街闽南式天主教堂 见证排华伤痕

    2日综合电)中国城有座闽南式建筑,门前两座石狮让人以为是,其实是名列印尼百大最美丽教堂之一的天主教法蒂玛圣母堂,见证了印尼30多年排华政策造成的历史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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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教法蒂玛圣母堂位于老城区的草埔唐人街,是当地华裔天主教徒的重要信仰中心,成立超过66年。这栋房子则是源自19世纪初的建筑,已有约200年的历史。

    这栋中国闽南传统四合院民宅在1955年改作天主教法蒂玛圣母堂,位于耶加达中国城,是华裔印尼人的重要信仰中心。(中央社)
    这栋中国闽南传统四合院民宅在1955年改作天主教法蒂玛圣母堂,位于耶加达中国城,是华裔印尼人的重要信仰中心。(中央社)

    法蒂玛圣母堂的神父葛帕西乌斯说,教堂曾获选为印尼百大最美丽的教堂,也是受法律保护的文化资产,任何变动都须先获得许可。

    根据教堂简介,这里原是中国闽南传统的四合院豪华民宅。走进前庭,屋顶正脊用红色画印着“福寿康宁”,两侧屋顶上的“泉州府”与“南安县”,说明这户中国移民的祖籍,后栋的“合家平安”在岁月冲刷下,已有斑驳脱落。

    位于耶加达中国城的天主教法蒂玛圣母堂,原本是中国闽南传统四合院民宅,名列印尼百大最美丽的教堂之一。(中央社)
    位于耶加达中国城的天主教法蒂玛圣母堂,原本是中国闽南传统四合院民宅,名列印尼百大最美丽的教堂之一。(中央社)

    教堂中西合璧 风格独特

    天主教总教区1953年为了拓展华裔信徒,决定在草埔唐人街购地兴建教堂和学校,造就这座中西合璧、风格独特的教堂。


    葛帕西乌斯接受《中央社》访问时表示,整个园区是陆续购地、扩建而成的,经过多次工程、整修,但仍保有原始建筑的结构与特色,原本的庭院作为礼拜堂使用,“只有礼拜堂的前方做了些调整,改为祭坛”。

    法蒂玛圣母堂位于耶加达的唐人街,创办以来每周有一次中文弥撒,排华政策期间也不例外,然而排华政策影响深远,如今教堂没有懂中文的神父。(中央社)
    法蒂玛圣母堂位于耶加达的唐人街,创办以来每周有一次中文弥撒,排华政策期间也不例外,然而排华政策影响深远,如今教堂没有懂中文的神父。(中央社)

    葛帕西乌斯说,圣母堂的教友多是华裔印尼人。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每周都有一次中文弥撒;不过,近几年来,“由于圣母堂的神父都不懂中文,中文弥撒都由外来的神父主持”。

    圣母堂自创建后就有中文弥撒,教堂内仍有许多正体中文圣经、感恩祭典等藏书,以前的神父也会说中文。印尼前总统苏哈多掌权后,印尼实施约34年的排华政策,摧毁一个世代华裔印尼人的中文能力,圣母堂见证这段历史。

    印尼1965年9月30日发生军事政变,当时是陆军少将的苏哈多趁势掌握军权。他指控政变由共产党操控,在全国发动对共产党员的大清洗,许多华人遭屠杀,接着在1967年推翻总统苏卡诺,独裁统治至1998年。

    天主教法蒂玛圣母堂前教会委员余丽芳1983年信天主教后,致力推动教会的华文事务,曾开班教授中文、让华裔印尼人了解华人文化。(中央社)
    天主教法蒂玛圣母堂前教会委员余丽芳1983年信天主教后,致力推动教会的华文事务,曾开班教授中文、让华裔印尼人了解华人文化。(中央社)

    苏哈多禁止华裔印尼人使用中文名字,禁说华语、关闭华文的学校、媒体和社团,招牌、菜单也不得用中文。他执政晚期政治、社会动荡,受金融风暴冲击,排华动乱再起。排华政策直到2001年才由当时的总统瓦希德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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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埔唐人街不太容易见到中文招牌,曾派驻印尼的前外交官李东明在著作“看见印尼”写到,印尼排华同化政策造就现在“不太像传统唐人街”的中国城。

    法蒂玛圣母堂的前教会委员余丽芳说,苏哈多每年农历年前都会颁布禁止在公共场合庆祝春节的规定,但当时圣母堂仍能举办除夕感恩弥撒,只不过也是战战兢兢。她说,“那天我们是主人,我们都站在教堂前面,很怕军人来把我们带走”。

    余丽芳说,教堂的中文弥撒也照常举行,“每星期一次,所以我的中文不会退步”。

    圣母堂与天主教圣三堂是当时极少数中文还能偶尔使用到的地方,有一说是苏哈多的妻子西蒂(Siti Hartinah)曾信仰天主教之故。

    印尼前总统苏哈多独裁统治的30多年期间实施排华政策,摧毁一世代华裔印尼人的中文能力。图为中国城一间华文唱片行。(中央社)
    印尼前总统苏哈多独裁统治的30多年期间实施排华政策,摧毁一世代华裔印尼人的中文能力。图为中国城一间华文唱片行。(中央社)

    排华时期 烧中文书籍

    余丽芳说,她从小读台湾学校,学注音符号、繁体中文。苏哈多上台时,她高二,所有华文学校都关闭,她也进印尼学校,在外都不能讲中文,“我们都静静的”。

    她说,当时“每家每户有中文书籍的都要烧掉,在家里烧”,有一度“我的妈妈把我藏到亲戚家里,很怕被他们抓”。她有一个亲戚家曾被发现有中文书籍,亲戚的小孩被抓去关,后来保出来后,他们不敢再住印尼,搬到香港。

    余丽芳曾在圣母堂担任多年的教会委员,并自2008起开设华文补习班,长达11年,提供教友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的机会。她当年60岁,为了教学,还特地就读广州暨南大学与福清公会(华人社团)合作、在开设的华文教育系。

    她说,“最主要是要让他们知道,我们还有我们的节日,像冬至、中秋节为何吃中秋饼,端午节吃粽子”等等,让华裔印尼人找回文化的根。她自教会委员退任后,教堂已两届没有懂中文的教委,华文班的教委也由不懂中文的印尼人担任。

    余丽芳说,教会通晓中文的人当中,她最年轻,60多岁、50多岁、40多岁的人都不懂中文,30多岁这辈有人到中国或台湾读书,才学好中文。排华政策影响深远,她感叹,“我们要找接班人很难,要找一个懂中文的神父也难”。

    文、图:《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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