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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0日讯）财政部前部长敦达因指出，政联公司（GLCs）和政联投资公司（GLICs）从来不是为了与私人领域竞争，但国有企业的过度主导地位只会让私人领域望而却步及造成损失。
达因日前接受“透视大马”采访时说，政联公司和政联投资公司只是为了进入需要大量资本和漫长酝酿期的战略产业，换句话说，政联公司是为了承担某些国家项目，因为私营领域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
他说，政府也有财政部机构（MoF Inc），在1984至1991年间，他接任财政部长时，有太多政联公司，其中大部分都在亏损，因此他不得不关闭其中一些公司。
“但我这么做却使到政治人物们不高兴，因为他们不能再当董事了，导致没有更多额外收入。”
他说，当初设立政联公司的想法只是为了发展经济，但当不扩大经济，反而收缩时，就会成为国家的负担，倒不如关闭，这也是新经济政策的目的。
此外，达因指出，20世纪80年代，许多“聪明”的人都在政府部门工作，因此他想让这些人进入私人领域。
“我一直相信，这个国家要想成功，马来人就必须成功。如果马来人不成功，他们就会回到宗教中，那么我们就有麻烦了。”
他说，要想成功，最好的办法是成为企业家，但这与当时马来人的传统思维方式相悖。
“无奈30多年后，我国又回到1980年代，国有企业再次主导了我国的商业环境。”
施惠制引入政联公司 更糟
达因说，政客们把施惠制（patronage system）引入政联公司，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在我离开后，他们开始利用政联公司给马来人高薪酬，给予更高的薪水，现在有些人每个月能拿到100万令吉，但这并非基于业绩表现。
“在我当财长时，马石油总执行长月薪只有3万令吉。”
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总执行长甚至把政联公司当成玩音乐椅子有戏，在他们遇上问题后，便从一间政联公司转到另一间政联公司。
“这些都是疯狂的想法，因此他们不断创立更多政府机构。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但最终谁会受害？是国家。”
宗教研究纳教育大纲没帮助
达因担忧的另一项课题，是国家教育质量，以及它如何影响我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竞争力；他认为，将宗教研究纳入教育大纲是没有帮助的。
“80年代，当安华任教育部长时，他引进了伊斯兰课程——宗教义务基本知识（fardu ain）和集体义务（fardu kifayah）。”
“首相办公厅还有另一个负责伊斯兰事务的部门，后来成为大马伊斯兰发展局（JAKIM），他们也引入同样的课程。在1990年代，中央政府为此花费6亿6800万令吉。（JAKIM在2022年的预算为15亿令吉）”
他透露，他在任时，他们是每个月一次下午放学后上宗教研究，这并没有让他们变得不那么穆斯林；事实上，现在情况更糟，因为领导人贪腐，人们说没关系。
“我们必须回顾和检视所有事情。一路走来，有些事情出了差错。我们浪费了那么多钱，但结果并不乐观。实际一点，不要浪费人民的钱，我们需要改变。
“除非教育体系是正确的，并有正确的道德和宗教价值观，否则会有更多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