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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王德威院士(1954）演讲，他讨论陈寅恪、唐君毅、徐复观诸儒提的“忧患意识”，从容自若，当演讲涉及另外一位院士张灏教授的“幽暗意识”，王德威用语相对谨慎拘谨。
张王两人都是哈佛大学的高材生，王德威教比较文学，张灏（1937-2022年4月）教政治历史，他们都具备跨科系的学养能力。
张灏的看法与唐君毅等人近，认为中国文化缺乏“幽暗意识”，开创民主困难。历代诸思想家缺乏“幽暗意识”，对人性的阴暗面看得不透彻，对人的善有一种盲目的乐观。这对民主建设不利，一个好的人民领袖，登上帝位可以滥杀无辜，刘邦是先例，朱元璋是恶例。社会与国家在制度设计上，缺乏对权力的制衡。张灏认为西方文化对人性幽暗意识的了解，孕育了民主传统；中国拥抱乐观的人性论，一直在等待、渴求“圣贤之治”。
哪里有那么多的圣贤？中国多的是伺机而动、混水摸鱼的狗熊。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杯酒释兵权，他可能是历朝最仁慈的开国君主。
王德威近年来提的“幽黯意识”，英文书写同为Dark Conciousness，但是指涉的范畴从狭义的文学到广义的宇宙论，我听得出汗（拒用“汗流浃背”的套路），当晚失眠。王德威提的幽黯意识比张灏的幽暗意识，于生命的体会比前者深刻，也因此比前者更悲观。
白话文学的第一部散文诗集，鲁迅的《野草》，语言狂乱，他的〈希望〉〈影的告别〉〈复仇〉诸篇令人读了不寒而栗。鲁迅不自觉地扮演了一个预言家角色。他的文学狂草完成于1924-26年前后，那时的中国军阀割据，民不聊生。《野草》本来是中国新文学的序曲，可是内容却近乎文学/文明的落日挽歌：
“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希望）
“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夜颂 ）
鲁迅的话语，除了予人哀莫大于心死的感觉，比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深刻悲观。康德言悲观的人思想相对敏锐，鲁迅比顾城的洞察力远为深邃。
走向幽黯有迹可循
“自在暗中，看一切暗”这样的悖论，充满玄机，我们在卡夫卡文学？的得主阎连科的言论，听到了鲁迅的回响。阎连科得奖致词，内容出乎听众意料之外。他说了村里一个70岁盲人的故事。盲人早上起床，面对旭阳，默默自语：“日光原来是黑色的，倒也好！”盲人走夜路，带着手电筒，别人不致撞到他。与盲人擦肩而过，盲人还替人照路。盲人逝世，村民都不约而同在他入殓下葬的棺椁，送上一支发光的手电筒。
阎连科致谢词的末段是：“……而我和我的写作，就是那个在黑暗中打开手电简的盲人，行走在黑暗之中，用那有限的光亮，照着黑暗，照着黑暗，尽量让人们看见黑暗而有目标和目的闪开和躲避。”里头似乎有唐君毅（1906-1978)“悲剧的超越”的思想。
我想起国内的小说家黎紫书（1971-2013年），我替她的《野菩萨》写过一篇分析性的序，文章没涉及幽暗（黯）意识。黎紫书的得奖近着《流俗地》，写的是一个盲女的自我提升与人生奋斗。又是“盲”，又是一种失明状态。结局盲女的眼睛重见光明，黎紫书终究不忍。限于篇幅，王德威举例引证幽黯意识的其他作家韩松、吴明益、梁冠中、骆以军，无法细述，他们从幽暗走向幽黯，有迹可循。
鲁迅的“自在暗中，看一切暗”，可以是幽暗也可以是更令人惊悚的幽黯。我觉得阎连科与黎紫书比较属于前者，阎以“荒诞写实”处理人鬼神的关系，黎紫书在描绘沉沦、寻求救赎，可谓不遗余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