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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面子書創辦人朱克伯克（Mark Zuckerberg）不知為什么，竟為了領帶與襯衫的配搭，琢磨數月之久。他站在鏡前用不同的方式打領帶，用不同的角度看自己。那年他25歲。
2009年，在馬來西亞的溫任平，每天都用同一方式打不同的領帶，但力求領帶中間的部分凸起細緻。凸起容易、細緻殊難，溫為此困惑半年之久。
朱克伯克于2010年開始練習漢語、學習中文；同年我不能抑制內在的衝動，用心學英文英語。我的枕邊人告訴我，連夢囈我也用英語，聽來不像談話，更多時候，更像演講。
借用前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在1996年發明的經濟術語，那是“非理性狂熱”（irrational exuberance）。通常狂熱過后會有戲看。
果不其然，朱克伯克2014前去中國清華大學，以一問一答的方式以漢語演講。他的華語仍然結結巴巴，詞不達意，聽眾不斷拍掌為他打氣。我則利用傍晚疾行，繞行草坪的時間，用英語獨白，向我周邊的世界傾訴心事。用華語講話與用英語說話，思維模式、邏輯順序，分別頗大。
打領帶的意義是什么？北京大學法律史專業博士生導師賀衛方教授，在北大的一場演講指出：領帶的實用性少或近乎沒有，“那東西除了方便別人把你一下子勒死（笑聲），好像沒有別的功能，功能只在于看上去很美，有美化的功能。”
是的，為了美，為了美學的理由。朱克伯克衣著簡單，套上一件T-shir或淡色素的襯衫，即可與企業大咖談生意討論業務。他不是那種一身都是名牌的紈褲子弟或王孫貴胄。
每個人都面對機會成本
我揣測朱克伯克于2009年與領帶鬧彆扭，是被一種內在的聲音干擾，一種價值轉換的企求。理科生也有文科生的跨嶺慾望，據李光耀、李顯龍父子說：漢語特難寫。朱克伯克是想向難度挑戰嗎？當然他的太太是華人是另一促成因素。漢語沒有時態，名詞、代名詞不分性別，甚至無需點出數量，漢語真的那么難學？
我的正式英文學校教育，在唸完莎士比亞的《馬克白》（Macbeth），H.G.威爾斯的《The History of Mr Polly》與湯姆斯·哈地的《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后，大致完成。以后都靠自學。我的興趣龐雜，從風水堪輿、玉石鑒定、紫微斗數、政經文教都是我關注的課題。每個人都只有24個小時。每個人都面對機會成本。我每晚都二時半才上床休息，能讀書學習的時間仍少得可憐。
剩下來的，還有多少時間，讓我學習英文？我內心不焦慮嗎？未退休前，在學校多的是與同事用英語交談的機會，退休后用華語的几率是60%，用粵語的几率是15%，用英語的几率是15%，用國語的几率是10%。我真的計算過。
我想過改變我的生活方式，不行。我想過調整我的語言使用比例，也不行；這顯然不是我單方面能掌控的事。我並非魯迅筆下的“假洋鬼子”，我知道當前的科技到人文研究，中西文化都需要向鄰居借光。讀中譯本永遠比不上讀原典，誤譯、不及譯、過譯……與其他疏忽，使中譯失去了原汁原味。
我之所以在2009年購買超過20條領帶，不斷對著鏡子綁一個完美的結，是提升自我的慾望在驅動。2010年我開始找到自己的（古怪的）方式加強自己的英語能力。不妨告訴大家：我平日也不打領帶，我喜歡穿的也是涼快的T-shirt。（2017/1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