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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的本質就是記錄歷史，某種程度上具有教育功能，也就是它多少讓你更接近某件歷史事件的本質，但《SHOAH》這部電影的宗旨並不在此，就連導演本身也不認同這是一部“紀錄片”，原因有二，一是紀錄片有提供如照片或視頻片段，這般的資料證明（document）來確定其說法的可靠性， 二是導演並不希望觀眾去“明白”這部電影，他說：“不去瞭解”是我這些年製作這部片的堅決初衷，“盲目”本身就是這部創作的先決條件。” 觀眾也必須以“盲目”的預設心態來瞭解這盲目的罪行。
蘭茲曼覺得，去追問為什麼大屠殺會發生是違背道德的，因為“為什麼”伴隨著的，是一連串輕浮的學術課題，讓大屠殺能夠在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分析，甚至宗教信仰的角度之下被“合理化”，讓大屠殺有了被一步一步地被“瑣碎化”的可能性（實際上是發生了），然后大屠殺只不過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一小篇章，是一小撮人所導致的悲劇，到最后，人們甚至能衡量納粹在戰時的科技成果和600萬人命之間的價值，而這天秤很可能會傾向前者。
“我們需要問的，不是‘為什麼大屠殺會發生’，而是為什麼大屠殺的三十年后，‘我們應當處于目前的狀況？’”，蘭茲曼當年（1979年）在《摩登時代》雜誌裡如此寫道，這句話聽起來難解其意，其實原因在于這句話中宿命性的“應當”兩個字。我們應當為當年的袖手旁觀深感內疚，我們應當難忘前事，我們應當警惕，但我們卻“應當”處于在目前的狀態中（殺戮—失憶—重複）是值得深思的。
“我看我的周圍，上百具屍體，都穿著衣服。與屍體叠在一起的是許多行李箱和包裹，散得四處都是，還有奇怪的，藍紫色的結晶體。我絲毫無法理解這一切。”菲利普繆勒在影片中如此重述著。
繆勒是捷克猶太人，在奧斯維幸集中營裡被勞役，並見證了長達三年，日復一日的系統性殺戮。當他聽見其中一批即將被送進毒氣室的猶太人高唱著捷克國歌與猶太詩歌《希望》時，絕望的他，便決定要與他們一同送死。
但他隨后被其中一位女人發現，並說服他活下去，囑咐他必須成為他們死亡的見證人。故事背后沒有明確的道德教誨，沒有高尚的個人情操，沒有為什麼，只有一張張被送進毒氣室裡的臉孔，那些從容的，不解的，悲憤的，瘋狂的臉孔，在這些倖存者的記憶下，在他們的故事裡，再次復活，也再次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