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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香港街頭，只要不吱聲，路人會把我視為香港人或是大陸人。人在香港，“馬來西亞人”的意識，特別強烈。
吉隆坡市，可以說集社會符號之大全，僅拈通衢大道的坑坑洞洞來說，它們可以說反映了歷史留下的舊瘀新傷。殖民統治的內傷，日治三年零八個月的百孔千瘡，爭取國家獨立的明刀暗槍，每屆全國大選敵對政黨的互嗆。
這些史料在大馬“前建國史”與建國史上都留下銘記。今日在鎧亮的玻璃大廈前面，仍佈滿坑洞，是為了城市發展，輕快鐵、地鐵……在它們能夠遁地或騰空之前，都得挖洞打樁，搞定好基礎。
吉隆坡與世界其他城市一樣，從80年代中葉自城市周邊的小鎮、農村的非城市人口眾多，大概有三成的人口成功脫貧，成了吉隆坡人，其他七成還在打拼。就在這時，外勞──印尼外勞、孟加拉外勞、印度外勞、菲律賓外勞、尼泊爾外勞、緬甸外勞──開始移入。670萬的外勞──我國三大民族的印度人人口是222萬──佔了我國人口的19%，大多分佈在雪隆區。吉隆坡成了聯合國。
吉隆坡的“非城市化”以印尼村、泰國村、印度村、柬埔寨村、尼泊爾村、孟加拉村……各種“縮龍成寸”的形態匿藏在吉隆坡的燈火闌珊處。中國人在哪裡？半山芭一帶，邵氏廣場附近，到處有大陸人與他們的商舖與商品。
什么是“非城市化”？其實它是“貧窮化”的婉言。大約有13個國家的農村人口，通過各種管道──合法外勞與非法外勞的比例是1:2──搬進吉隆坡，這些勞工輾轉拚搏，由于教育程度不高，社會向上流動性的幾率不大。他們從事粗活，在製造、建築、種植、服務業浮沉，成了城市貧民與邊緣人。
外勞政策鬆懈全球排名第一
吉隆坡作為一個大都會，品質劣化。這種品質劣化的現象，在武吉免登路、阿羅路、燕美路……讓人完全體會“魚龍混雜”是怎么回事。現代的“杜甫草堂”躲藏在中央工作坊與曼谷銀行的三角地區。吉隆坡的貧民窟，沒有馬尼拉那么觸目驚心，既然是“窟”總曉得自我掩藏。探望一下著名的蘇丹街、茨廠街、敦陳修信路哪些老店的樓上吧。
香港的蝸居仿似鳥巢，吉隆坡流行太空艙式租房。那邊廂是維多利亞港，這邊廂國油雙塔樓美輪美奐。敦李孝式路那一帶有不少孟加拉餐館，生意興隆，它們售賣食物外，同時也是找工作、找朋友的資訊站。
香港的外籍勞工，多為女性，佔香港人口的3%，與我們的接近20%，根本不成比例。想像一下，五個人走在一起，其中便有一人是外勞。我國外勞政策的鬆懈，全球排名第一。外勞造成的社會問題頻繁，搶劫、毆鬥、行竊、欺詐……日益嚴重。
外勞的衛生環境與飲食狀況不佳，容易患上“外勞症”。“外勞症”指的是肺癆，從事餐飲的華人喜歡僱用外勞，甚至把煮炒操刀的工作也交給他們做。外勞的眼屎、頭屑、唾液、鼻液輕易把肺結核病菌傳給客人。肺病患者及時發現，也需六個月到八個月才能康復。
我國失業率高企不下，待業的大學生得由政府補貼生活。人工智能、機器的各種設置，這些年一直在蠶食著我國各行各業的受僱機會。
馬來西亞人這些年來被“培訓”──社會風氣天羅地網式的熏陶──成了不幹粗活的一群：工廠打工？太辛苦；園坵工作？才不要；服務業？有冷氣的餐館，或許可以考慮；製造業？太瑣碎，自己當老闆就無所謂。外勞大軍670萬。政府每年都在掃蕩外勞，湧進來的外勞卻愈來愈多，令人百思不解。是時候人力部矯正這股歪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