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編過好幾部詩選。1972年，我便籌編《大馬詩選》，這部詩選收錄27位詩人的作品。2014年我再編纂《眾星喧嘩》，收入20位詩社成員的詩作，2015年《天狼星科幻詩選》亦隨之印行面世，恰巧也是20人。開闢科幻詩，是讓詩社同仁用不同的場景、不同的思維與聯想，以虛馭實，處理不同的時空題材。

天狼星詩社于全盛時期的1979年，印行平裝與精裝《天狼星詩選》，37人的磚塊詩選。此次我與李宗舜合作編纂《天狼星詩選2018》，要在量方面勝過那塊磚頭，寖寖乎難。但我一直想試試闖關。

我對過去編的詩選，最大遺憾是沒有照顧到收錄詩數量的最低底線。1974年出版的《大馬詩選》賴瑞和博士只收了3首詩，而且都是短詩，便很難反映瑞和的風格。

對出版個人詩集不樂觀

2014年籌編《眾聲喧嘩》，我要大家交上10首詩（150行）。《天狼星詩選2018》共有39人參加，收入已故戴大偉與周偉祺共有41人。這部超巨詩選的稿約是每人5到9首作品，詩作可以長短相間，或截長補短，加起來不超過135行。

我對社員出版個人詩集的可能性，有一個十分現實、一點兒也不樂觀的看法：詩人一生，由于種種原因，能出版個人結集者少之又少。天狼星詩社的前行代與中生代，有勇氣與膽識出版個人結集的只有溫任平、李宗舜、藍啟元、張樹林、雷似癡、廖雁平、謝川成、潛默、吳慶福……情況並不樂觀，當每個人或大多數寫詩的朋友，都提出疑問“出版個人詩集血本無歸，詩集不能賣，印來做什么？”觀點一旦固體化，便成鐵律，詩運蹇滯難行，乃成必然。

所以當陳鐘銘，在某次詩社開會，突然說：“我買下的書不是拿來轉賣的。”這悖論令我竊喜。上個世紀70年代的方旗，出版《哀歌二三》與《端午》各200冊，拿來送人，送給有緣人、送給有心人、送給懂得欣賞的人，不是拿來賣的。詩人一定要能超越世俗的眼光與判斷放眼這世界，否則去賣雞排好了，去賣油條好了，它們都比出詩集賺錢。詩人只有在無忮外求的情況下始能空納空成。

多元化主題技巧與形式

事實有時不免令人不快甚至頹喪，大多數詩友恐怕仍會考慮產品的銷售、盈虧的問題。不要緊，《天狼星詩選2018》的每人135行，將提供“縮龍成寸”（miniatures）的微型奇蹟。見一斑而窺全豹是可能的。

我多次力促諸社友在選稿時，盡量做到主題、技巧與形式的多樣化、多元化。如果詩人只選一種他耽溺的技巧寫詩，讀者從9首詩窺見的只是一種技藝（craft）的9次重複再現，那和我們聽歌手一連9次唱同樣調調的歌，一樣的累；歌者也錯過了表現繆思多面性的機會。

每位社員的觀點、觀照面，形成個人獨特的“微觀世界”（microcosmos），就這意義，所有參與詩選的作者，等于出版了自己一部135行的微型詩集。想想看41個人同時出版詩集的意義，大家就會恍然大悟，印行這部超巨、磚塊詩選的意義。

當前大馬文學界有一迷思：“天狼星詩社社員作品的同質性太高了”，沒有比“想當然爾”的所謂學術判斷更廉價的了。他們讀過多少位天狼星詩社成員的詩呢？以偏概全，知識系統的武斷及任意，黨同伐異的前提與預設，有生之年，我們可以論之也可以放著。有更重要的事，等著我們去做：把詩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