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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廖金华／本报资料室／互联网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新马的政治有了很大的变动。其时我在新加坡南洋大学唸着中文系二年级，也即是1963年。星马合并成为一个国家，加上沙巴和砂朥越（今称砂拉越）两州，成立了马来西亚。
新加坡左翼人士和组织，大力反对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的主张。但反对失败。
1963年间新加坡举行普选，原本是人民行动党领袖之一的著名人物王永元离开行动党另起炉灶，成立了人民统一党。
由于新加坡已加入大马，马来西亚的人也可在新加坡参加选举，成为新加坡国会议员。正如新加坡的工运领袖蒂凡那先生，于马国1964年的大选参加孟沙区国会竞选，结果胜出成为大马国会议员。
其时，王永元先生的手下到处招兵买马，物色候选人要跟人民行动党一决雌雄。有人来到南大学府物色人才，不瞒你说，我也成为他们的对象之一。
我是文艺青年，出过两本专集，在学府里还算有点名气。因此，有人推荐我加入王永元的阵营，参加大选角逐议席。
其时，我是出名的穷学生，膳食住宿都靠打游击，哪里找钱来参加竞选？但游说的人叫我不用担心经济问题，参选的话，人民统一党可以搞妥。
但最后我还是拒绝了对方的好意。其时在本人脑海中还浮现着一些问题。我懂得王永元当过市长，也是芳林区国会议员，但我对他成立的新党的政治主张却一无所知。
第二，人民行动党红山区国会议员林源河（他是南大学长），通过一位来自大马的朋友林范平同学介绍，我去当行动党党报行动报的助编，这样我便可以解决在南大完成四年学业面对的经济问题。我答应了对方的献议，会考虑当党报助编的工作。因此我岂可三心两意，去参加一个新党和人民行动党对着干呢？
申请长假休养
幸亏我没接受王永元人民统一党的献议，在1963年的新加坡大选中，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取得压倒性胜利而继续执政。在野党的人民统一党除了王永元本身在芳林区夺得一席，其他全军覆没。
然而，我也没成为人民行动党党机关报行动报的助编。
1964年南大中文系三年级上课不久，我便患上了相当严重的精神衰弱症。经过校医的检验，劝我向校方申请长假回家休养。
呵，造化弄人如此，我只得认命。我含着泪水，黯然神伤地像一只折翼的鸟儿，飞返森美兰州距离晏斗不远的黑土村养伤。一养就是一年。其实我的这种精神衰弱病是重患，当我1959年在芙蓉振华中学唸高中三时，就和它结缘了。
这种病严重时叫精神崩溃，脑力衰退，读过的书全部记不得，脑袋一片空白，什么声音都害怕，最后精神分裂，会变神经病。经过大半年调养，早睡早起，作轻柔的运动，注意饮食，终于又恢复了正常记忆。若是变成一个精神病患者，政海里也就不会出现我这个人物了。
说来你可能也不相信，一个南大生竟又重操胶刀，1965年我身体健康渐渐恢复时，每日清早我就骑上那部老爷脚车到Braurall Estate（布列窝胶园）去帮老妈子割胶。黑土村是属于布列窝园丘的土地，由于不种胶树，让人在那块土地上建木屋，种菜养猪。人口大约只有十来家，我们家是其中之一。
我父母是中国乡下过来的，尤其是老妈，勤劳能干，既能操刀割胶，又能养猪种菜。她对我说，她多挣几个钱，等我健康恢复时，再回去南大修完四年的课程，妈妈呵，她真伟大！我帮她割胶，可以早点收工，早点回家养猪种菜。
决定再度参政
时间不管你好不好，忙不忙，它就像早起晚落的太阳，像淙淙而去的河水，说是无情也有情。
转瞬间一年又过去，时光进入1966年。这一年，也就是我决定参加政治的一年。
平心而论，我是个文弱书生，平日喜欢看书写稿，其实在我养病的日子，我依然没有放弃写作文艺，1965的一年里，我写了很多散文和新诗，后来收在《明天，我要走快一些》（散文集）及《天掉水》（诗集）里的作品，大部分均乃那一年写下的。
我读书时期，若有人问我读完书要做什么，我的答案是当学校老师或是报馆编辑。我绝对没有想过要从事政治。因嘴巴不够油。
1964年在新加坡有人找我做候选人，也有人介绍我当人民行动党机关报行动报的助编，但也只是擦肩而过，没有成为事实。
然而，虽是生性文弱，政治却与我有缘， 不然1965年年底也不会有行动党的人找上门来。
那个日子，人民行动党已被逼脱离大马。但蒂凡那依旧是大马的国会议员。一些政治领袖为了摆脱和人民行动党的关系（他们是曾敏兴医生、施华勒南医生、吴福源及陈竞生等）而筹组DAP，即民主行动党。
由PAP（人民行动党）变成DAP（民主行动党），参与设计的人很有天才。他们把P的尾巴切除就成为D，民主行动党便脱离了新加坡的关系，避免大马的种族主义分子诬指受到新加坡李光耀控制。
在DAP民主行动党成立之前，曾敏兴医生以独立人士身分，参与芙蓉拉坑区州议席的补选，打败联盟马华候选人而成为一名州立法议员。曾医生在拉坑州选区补选所用的标志是梅花。
在我居住的黑土村，我的邻居张栢由，他也是人民行动党党员，他和居住在晏斗大街的党要陈竞生（已故）是同志。这位DAP的创党人有一日开车到黑土村来找我谈，他大力鼓励我加入1966年3月18日获得注册官批准的民主行动党（Democratic Action Party）。他把入党表格申请书从公事包拿出来，叫我马上填写妥后交还给他。
华裔生被打压
当日我对陈竞生先生说，让我再考虑一些时候，如果我决定了，我可把填妥的申请书交给邻居张栢由带上给他。
我对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大马的政治发展作了一番审视。国家从1957年至1966年的9年里，其建国目标偏向以一个种族的利益为出发点。华人子弟受教育也面对很大的问题，换句话说，孩子中学毕业考获很好的成绩，想进入马来亚大学读书，却往往被拒于大学门外。
其时有不少大马华裔同胞为了子女的教育和前途，纷纷移民外国，而南大台大毕业回来的学生，其学位也不受联盟政府承认，他们前途茫茫，大有报国无门的悲叹！
还记得1957年8月31日，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在独立广场高喊三声“点迪卡”之夜，我年轻的心也激动得比英女皇加冕的夜晚更加兴奋和快乐。
没料独立了9年后，国家人民竟面对种族偏见、打压的种种不公平和不合理对待的问题。想到这些，年轻的心感到既失望又愤怒！
读了两年多的大学，充满理想的文艺青年，此时真的感到茫然，何去何从呢？
然而，国家的民主公平自由问题乃是政治的问题。政治问题必须通过政治途径与手段去处理。文艺或文学要改革社会，此时就显得迂回与无力了。
想到鲁迅先生当年在日本读书时，看到自己的民族的劣根性，没有志气、没有出息，便弃医从文。因为中国人即使病医好了，没志气没出息的劣根性还在，想以文学去达致革除人类陋习和腐杇心灵的愿望。鲁迅最后成了中国当代的大文豪。
政治问题还得以政治方式去解决。这个思考终于战胜了自己犹疑不决的心理。
1966年5月，我决定参加政治，我把入党申请书填妥交上给其时担任民主行动党全国副财政的陈竞生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