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在外地工作、生活的游子，事业与家人难以兼顾，但不管身处何处、离开多久，家始终是家，也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羁绊。而家人无条件的支持，一直都是他们在陌生城市奋斗最重要的力量。

放心不下双亲

大众传播系在部分长辈眼中，也许是没有前途与“钱”途的科系，但李秀珍1992年决定到吉隆坡念电影学院时，家人虽有些忧心，却不曾大力反对。她1995年入行，3年后转往中国发展迄今已23年。

当中最受瞩目的，铁定是2018年由她监制的《延禧攻略》。该剧爆红后，她碰巧回到森美兰瓜拉庇劳（Kuala Pilah）休息，期间曾接受媒体的访问，报导出来后，家人、同学朋友的反应热烈外，就连邻居也上门找她合照。她笑说：“我觉得挺开心的，毕竟人家知道你是干嘛的，哈哈。”

此外，凡是报纸刊登她参与的戏剧作品，父亲都会剪下来收藏外，也会弄成相框挂起来。父亲以她为荣的举动，让她颇感欣慰道：“虽然他没有说要我怎样厉害，但这样（的成绩）对父母亲来说，可能他们就觉得这个孩子还是可以的，我个人就觉得挺知足了。”

从小独立自主的她，其实早就适应和习惯中国的生活，但她始终放心不下九十多岁的父母，尤其母亲2年前在家里跌倒后，长期卧病在床，但身为子女的她却没办法回家陪伴双亲，只能依赖家中两位哥哥、姐姐及其他家人们帮忙照顾。她每每想起这件事，总会觉得十分内疚和惭愧。

跟大多数游子一样，家人是她在外奋斗的后盾和精神支柱，也因为家人的包容和谅解，让她可以暂无牵挂，安心在中国工作。“我们会隔三差五通电话、发微信，或者会跟姐姐沟通了解父母亲的情况。虽然人是没有陪伴在他们身边，但还是可以同步知道，我觉得这样让我们的感情更牢固。”

对家人只报喜

拥有22年编曲经验的李乃刚，2016年准备离家前，一度担心太太的反应，没想到太太竟毫不犹豫支持和尊重他的决定。由于太太和孩子都在大马，他一般在中国逗留1到2个月后，便会抽空回马1至2个星期，其他时候则靠著视讯通话联系。不料有次回马，当时才两岁多的二女儿看到他时却不让他抱，直到跟他相处2天后才肯开口叫爸爸，他当下难受的心情可想而知。

身为家中老么的傅美琪，在美国皮克斯（Pixar）上班多年，逢年过节也都会特别难过，今年过年时还买了蛋卷模，跟妈妈拿食谱在家做蛋卷，以一解思乡情。而她每每想家时就会打电话给家人，但也只是分享正面的事情，只因不希望年纪渐长的父母为自己操心。

目前在台湾当演员副导演的郑佩芝，不管是念书还是工作阶段，都会自行找方法排解负面情绪。家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的她笑指，报喜不报忧的情况大多发生在家人身上，只因他们可能有更多不能说的事情。

“我的生活较简单，大不了就是工作受伤不说、生病不说、委屈时不说，但是他们肯定更多，因为他们的思念不能说、想我回去不能说。他们也会担心我有没有吃好穿好，这些他们都不敢说。我觉得相比我一个人在国外工作，肯定是家人比较煎熬，所以我觉得他们比我还更辛苦。”

为生活拼命工作

许多人可能会好奇，在海外的薪资和收入，扣掉基本生活费的话，是否比马来西亚高许多？一般得工作多久后，才能过上无忧的生活？在台湾16年的陈信延表示，他其实是在5、6年前才开始拥有较稳定的生活，同时也因职业倦怠有了离职的念头。

他一直待到2020年才正式离开华研，在外自由接企划案子。另外，身兼作词人的他，随著累积的作品越来越多后，版税收入也较可观，近期甚至还考虑在台北买房子。

郑佩芝5年前在台湾大学毕业后，一直都是自由业者。她初期狂接选角执行的工作，其中2017年和2018年就分别参与了8部作品，一直到第3年才进入稳定期，慢慢的减少工作量，改成一年只接一部影集和一部电影，业余时间就跟朋友一起拍短片。

对于台北的生活开销，她表示刚毕业时曾租了约6坪的小套房，里面只能有一张双人床、一个厕所、一张桌子的空间，但一个月的房租就要价1300令吉，且不包含水电费。她后来认识一位摄影师朋友，对方的妈妈刚好有个空房子，朋友便以大约1000令吉的房租费租给她，这才大大改善她的居住环境。

中马收入差3倍

有关大马与中国的酬劳差异，李乃刚直言：“真的差很远，最少差3倍”。他举例道：“马来西亚电影配乐的预算，包括乐手的话最高10万到10多万令吉，但在中国，你没有谈一个60万到70万人民币（约38万到45万令吉）的话，你都不用开工。”

不过，他强调酬劳是高了3倍，但个人要付出的，可是同等的技术、压力和生活费。对于在北京的生活开销，他一一分析指出，在北京吃一碗面不包括饮料就要四五十人民币（约30令吉），而他在北京东五环租的四百多尺套房还不包括家具，一个月大概就要四五千令吉。好在北京的交通费比大马便宜，除了可以搭“滴滴（出租车）”外，地铁和共享脚车也都很方便和安全。

若以整体收入来说，他直认自从接了中国的案子后，间接提升自己跟家人在大马的生活水平，即使新冠疫情肆虐近2年，他被迫留在大马，工作量相对减少的情况下，他也能靠著过往的积蓄继续生活。

担任范冰冰国际公关总监兼商务经纪人的张馨灵，同样表示这份工作给了自己更高的的生活水平外，她在北京还买了自己的房子和车子。在当地生活10年的她分享道：“虽然在中国挣钱多，但住在中国大城市的消费也高。我个人的经验是，如果妥善分配，吃穿住可能只会占到赚的钱的三分之一或甚至不到。”

未来规划各不同

有人说，异乡人很难在陌生的地方找到归属感；有者表示，人一旦在某座城市待得太久，不知不觉会把异乡当成故乡，回到家乡后也会发现一切变得不太一样了；部分游子则是打算在退休后，回到自己的家乡生活。

当然，这些都是因人而异。像是现年52岁的李秀珍因拍片关系一直居无定所，即使拍摄结束回到北京做后期，也只是住进相熟的老宾馆。无拘无束的她，对于未来的生活安排，向来都是抱持著随缘的心态。

傅美琪与同在皮克斯工作的美国籍老公组织家庭后，2016年10月诞下儿子Benji，未来的生活规划暂时都会以孩子为重。同样以家庭为主的李乃刚始终心系大马，加上发现本地的生长和学习环境较适合孩子后，暂时没有打算带著一家大小转往中国生活。

郑佩芝也自言最终还是会回到大马，但届时可能会转行，或者当讲师、教授等，把自己在台湾所学到的知识传授给他人。“我现在的工作是不太可能在马来西亚执行的，毕竟我不认识前后辈，要找谁来演某个角色，我说不出来。如果要抛掉过去的工作经验，回去一个陌生环境再接触，等同于我跟毕业生没差，因为我的工作就是需要很多的人脉。”

在哪都是异乡人

至于长时间在台湾生活的陈信延，有感大马的朋友圈越来越少外，连住家附近的杂货店倒闭、吉隆坡变成什么样子等，他都没有太大的概念。“朋友会觉得我不像马来西亚人，可是我在台湾的时候，他们也很清楚知道我不是台湾人，所以会有一种在哪里都是异乡人的感觉。”

不过，他这几年开始调整心态，渐渐发现没有必要太执著于寻找原生背景的身分认同，加上自己的工作性质不被地点所捆绑，因此之后不排除台湾、大马两地飞，并希望能多跟大马音乐人交流合作，尽自己微薄的力量，为马来西亚的音乐圈做出一些贡献。

张馨灵也说道：“在中国，我的身分永远是‘外国人’，生活中难免有一些麻烦小事，比如必须每年或隔两年更新我的居留许可、因外籍身分而无法操作网上的一些金融业务、很多事情必须本人携带护照到柜台办理等。”

她近2年考虑到双亲年纪越来越大，陪伴他们的时间越来越短，目前已开始计划回马帮忙营养师父亲经营公司，希望逐渐把父亲研制的全天然食品，扩展到东南亚各国、欧美、中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