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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来袭，让全世界大多数大、中、小学等教育机构，在短短几个月内，突然间“被进化”至线上网课和评估。
但当老师们为了网课各类新教学平台、新教学内容、新评估系统等新事物折腾得晕头转向的时候，学生剽窃问题却悄悄的变得更普遍。
根据防抄袭软件公司Copyleaks在2020年对全球5.1万名学生进行的调查显示，当大部分学校开始以网课取代实体课后，学生剽窃平均百分比从35%上升至45%，剽窃个案增长率达28%。另，花钱在网上购买“作业/论文枪手”服务，也是一大隐忧。
这种“学术不端”文化不是什么新议题，它一直都是国内许多教育机构不愿严正面对的“房间里的大象”。比如，上个月任教于某私立大学学院前课程的讲师提起某学生抄袭作业，学生说“中学时老师没教”、“从来不知道这算是抄袭”；笔者过去“抓到”的犯错学生也常把责任推给学校老师，甚至说老师从来不认为这些是剽窃。
没有人是赢家
从学校延申至各个业界，抄袭现象也一样时有所闻。去年笔者曾询问研究剽窃现象的大学教授，他们一致认同大马教育和业界，比较不关注剽窃觉醒，也不注重遏制剽窃行为的文化，在于惩处机制方面也比英美澳等科技国家相对落后许多。
来到疫情时代，有些国外大学已把“代写”纳入“剽窃”定义里：凡花钱从别人或网络公司购买和缴交作业及论文的行为，都属于“剽窃”。但国内大多数教授或老师对这些学术不端现象都半闭着眼，有的发现了问题也从轻发落。因为若要处理与鉴定这些剽窃作业及论文代写需花大量时间，干嘛要自讨苦吃？
也有许多老师对剽窃的定义，不是很了解。这主要源于过去数十年亚洲区域不注重知识产权的文化，以致于对这种相对新的“剽窃”观念，不是很理解；许多大学教授也存有对剽窃的认知误区，毕业后学生有的成了老师，“薪火相传”的又把问题一代又一代传下去。
这种剽窃文化的蔓延，对学生、老师、学校乃至整个社会而言，所有人都是输家。我们可以依此作推论：靠剽窃毕业的学生没学到应有知识和技能；没剽窃的学生成绩差而心理不平衡；花费时间处理这些个案的老师无法专注在研究和教学，检验不出剽窃的老师会被特意犯错的学生视为蠢蛋；大学花大量时间资源和人力处理这些个案；未来雇主对大学的观感不佳；社会对部分大学毕业的学生有成见——这种环环相扣的相互因缘里，除了赚到大笔钞票的“代写公司”，没有人是赢家。
对国内各个公私立教育机构而言，疫情带来的教育新趋势，应该是一种新转机和契机；在国外各个大学大力提升“剽窃”觉醒的当儿，我国教育界必须严正看待这种问题。
吸引力持续增强
这其中有华社关注，也关爱的独中、华中和华小，想在教育和学术领域保持优势和竞争力，就务必加强校方和老师对知识产权的正确认知，以及对剽窃概念的清晰定义。只要对认知、防范及检验剽窃有了醒觉，学校有了妥当的应对政策和惩处机制，老师也能正确指导学生如何引述、引用、参考资料、重写和总结的种种技能，学生来到大学阶段，就不会犯上这种错误。
当“诚正学术”的品牌和威信被竖立起来了，中文教育文化和校风对社会、业界和家长的吸引力和信心，就更能持续增强。
（科学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