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宇：平庸的你我都是艾希曼

本书是一份报告，取材耶路撒冷提交给媒体的庭审材料。可是，估计连作者也没想到，本书副标题对于后世的影响。许多没读过此书，甚至没听过本书书名的人，肯定听过“平庸之恶”一词，本书全名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平庸之恶”词虽然只在书里提过几次，可却贯穿了全书，成为主轴。

本书是汉娜阿伦特对于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的反思。艾希曼与希特勒、戈培尔和希姆莱等人不同，他只是纳粹德国这架精密运转机器下的中下层官僚。可是，由于他负责处理的是犹太人问题，却让他成了犹太人严重的全民公敌。在阿伦特看来，艾希曼有罪，但罪名不该是对于犹太人的所作所为，而是未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某种程度来说，不思考使他成为那个时代罪大恶极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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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转变转换民众思维模式

阿伦特在报告中以中立角度描写了艾希曼的一生，以及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对于欧洲各国犹太人的方式。读者得以了解到，在某些方面艾希曼，可说是尽忠职守的好官僚。他的所作所为并非是出于对犹太人的病态仇恨，也不是狂热反犹太主义或任何形式的教条驱使。这通过法庭聘请的六位心理学家得以证明，心理学家认为艾希曼各方面都十分正常，并且是具有正面想法的人。

艾希曼在审判中强调，自己并没有做过任何跟杀害犹太人有关的事。他从未下令杀死任何一个犹太人或非犹太人。在当时的纳粹法律体系下，他没有做错任何事；他被指控的内容并非罪行，而是“国家行为”，任何其他国家对此都没有司法权，他是在奉命行事。

任何时代、任何场景，“奉命行事”这看似无害的词语其实包含了强大威力。正由于“奉命行事”，所以无论结果好坏，个人都无需负上责任。这种把个人义务从行动结果中摘除的行为，能够让个人做恶而不受任何良心上的负担及谴责，这也是本书最令人深思的一点。

艾希曼被审判后的60年后，“平庸之恶”仍存在。极权国家的许多国民仍以“奉命行事”来对异议者、不满者进行迫害。这些人如当时生活在纳粹社会的八千万人一般，以相同思考方式自欺欺人、通过谎言隔绝于真相和现实之外。这些谎言虽然一年变一个样，还时常自相矛盾。但由于自欺欺人的做法已成家常便饭，几乎成了生存必要条件，国民通常会未经思考地接受这种谎言。

现代社会虽然科技发达，可仍有许多人如艾希曼一般，对自我行为不做多余的思考，以奉命行事为由的在职场和生活上得过且过。他们人云亦云服从命令，把这当成是美德。可是许多时候，他们的智慧不足以让他们明白，这种所谓的“美德”很可能遭人滥用而导致自身的不幸。在某方面来说，他们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正如阿伦特提出的，他们的罪恶不在行为，而是缺乏思考的能力。

本书另一个让人读了不寒而栗的地方在于，阿伦特提出纳粹德国所用的“语言规则”。当时为了减轻国民思想负担，纳粹德国通过改变各种“语言规则”来合理化对于犹太人的屠杀。灭绝、清除、屠杀等明目张胆的词汇被替换成最终解决、外迁和特殊处理。这套语言转变的规则，转换了民众的思维模式，阻止他们把关于谋杀和谎言的“普通”认识与眼下之事画上等号。

群众容易被煽动及蒙骗

鉴于本书是庭审报告，阿伦特没有讨论平庸之恶的解决方案。可是，读者不妨在阅读过程中把自己代入到艾希曼的角色，想像自己是艾希曼，将会采取什么行动？究竟是当个奉公守法的好公民还是提出异议，拒绝执行不义行为。

无可否认的是，个人思维能力会由于所在群体环境中受到影响。虽然个人有时候能摆脱群众思维模式，可群众却容易被煽动及蒙骗。我们期待的群体能理性解决争端的可能根本不现实，这也是为何，一个人的拒绝平庸之恶的行为，可能往往对于事件的大局走向不会有任何影响。

这好比在疫情期间，大家对于抗议不利而对卫生总监的指责一般。在庞大的官僚机构中，政策往往是由上层群体决定。卫生总监身为技术性官僚，除了给予建议以及执行命令，并没有过大的权利。当然，他可通过辞职来抗议上层决定，但这并不会从大局上有任何影响。那么，个体拒绝平庸之恶，除了会在良心上过得好一点，还有什么好处？这里就是让你思考的空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