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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筠婷是国中生，后来在本地大学拿奖学金念书。“我的资源是社会给的，关注社会现象是我报答社会的方式。”新冠病毒袭来，马来西亚社会陷入恐慌，人们甚至不会分病毒和细菌，无限大的恐惧让大家以“同归于尽”的心态消毒。她看出来大众对病毒认识太少，对科学误解太多，于是她选择用一些平台去向群众科普……
投入文学的海洋、踏入理科的职场，王筠婷的写作以及她的斜杠职场生活，就像是一场场的旅游，匆匆地、又深深地经历了多元的精彩。
父亲爱书，书橱摆满了各类书籍。“父亲以前是校长。有学生在图书馆外徘徊，父亲开门让他进去看书。”王筠婷庆幸自己有个爱书的父亲，给予她读书的资源和鼓励，让她的童年有机会接触各种文学，例如儿童读物、名著、武侠小说等等。也因父亲的教育，王筠婷自小就意识到书籍的重要，也养成了对文字的热爱。
王筠婷自认多愁善感是她小时候就有的特质，并非因工作接触到的人而养成的性格。容易投入感情，如果运用得当，就是写作时的优势。幼年的她随手写了一篇像诗又不是诗的东西，家人赞说她写得很好。“从那时起，我突然相信自己是可以写作的。”王筠婷说起这个故事，依然记忆犹新。中学时期走进理科世界，但王筠婷与文学的缘分却没因此终止。对王筠婷来说，选读理科和参与文学创作是两条没有冲突的、同时进行的平行线。王筠婷在中学时开始投稿给《学海》，长大后渐渐参与更多平台的投稿，也有投稿文学奖。
创作路上有所坚持
王筠婷说，她觉得要给自己机会去累计经验，就像运动员需要参加比赛，在一次次大赛的经验中突破自己，是同个道理。“得到花踪文学奖，是意外之喜。”王筠婷说她并不准备得奖，因此也没提前想过得奖感言。获知得奖，她走上台时仿佛古人七步成诗那般，在脑中很临时且快速地准备了一番得奖感言。比起得奖，更可贵的是磨笔的机会和进步的契机。文学奖是个让自己好好坐下来沉淀的机会。她认为，文学有时候是灵光一闪的巧思所构成的，但很多时候文字需要沉淀，尤其如果要投稿文学奖就更要让文字有时间沉淀。
这些年，她经营的文学体裁丰富，当中包括小说、人物专访、旅游文学、专栏以及科学相关的文类。穿梭各种风格，王筠婷觉得风格只是一种文字的表达，她对自己的要求是要有诚恳和真实的内容。看回自己的旧作，当中有些是王筠婷很喜欢、很感动的，因为那些是她朋友或发生在自身周遭的故事。
王筠婷很喜欢的《草屋顶》融合了三个朋友的家庭故事，他们对家庭的付出让她很钦佩。这些故事离我们并不远，社会里总有些家庭的孩子会因一些原因，被剥削权力或被感情勒索。“《草屋顶》是从结局写起的，写到她看着草屋顶、流着泪转身那幕，我当时就哭了。”王筠婷认为要好好对待把故事交给自己的人。诚恳地书写真实发生的故事，才可以触动读者。
王筠婷的座右铭是言行一致，写的东西须是自己做得到的。王筠婷遵循母训，作品一定要写善的，希望作品能引发善的想法，不能把读者导向负面影响。王筠婷热爱用文字去参与和融入社会。王筠婷有段时间在李心洁的小黄花基金会里照顾社会边缘的孩子，看到不少经历家暴、被逼吸毒等等惨剧的稚嫩生命。小黄花基金会的理念是为了让孩子们接受教育以及至少一餐，借此改善生活，但这并非易事。社会的歧视很难被改变，他们也不易被社会接纳。当时王筠婷殷切地想以文字呼吁马来西亚人不要忘记照顾这些弱势群体的权益，这也促成了《消失的拉加》的创作。
理性和感性互相成就
因此，不难发现，她笔下的故事都源于身边发生的事，有时她也会把观察到的现象转换成写作的素材。王筠婷其中一部小说《移动的莱诺山》讲述了主角在山里的经历。现实中，她试过迷路山林差点送命、遇过山间忽如其来的大雨、被动物的声音吓到，这些体验和感觉成了她写作的养分。
在工作陷入瓶颈时，王筠婷考虑过要离开科学领域但被朋友劝阻，原因是认为她需要养分。这句话意义深奥，以致让她一直思考自己的养分从何而来，后来渐渐意识到，生活里接触的东西就是她的养分。生活里阅读的书籍、看的电影、听的歌，都是很重要的。如果平时阅读的质量不高，没有积累足够的底蕴，就只能写出简单浅白的泛泛之言。看电影亦然，如果看的电影有素质，剧情精彩有转折、能让人深入思考，这对创作也能带来益处。
“与其说平衡，不如说是互相帮助的力量。”谈起如何在理科生和写作人的双重身份里保持理性与感性的平衡，王筠婷是这样回答的：文学需要理性的铺排、逻辑的框架，否则就杂乱无章了。即使是看起来风花雪月的诗，背后也要有道理和逻辑支撑。
由于王筠婷的工作环境一直有理性的训练，她坦言，很理性地注重逻辑似乎已是她的职业病，但这确实有助创作。在做理性的工作时也要有文学的观察力、放入一些温情。在研究营养盘的细菌时，王筠婷会从细菌快不快乐的角度来看待细菌的生长状况。王筠婷觉得，文理不是相互对立而是互相帮助的，不应该强行拆开两者。
像旅行一样的斜杠体验
“我的斜杠是不得已的选择。”王筠婷的青春都在国家油棕局度过，也曾以为会在一个单位服务到老，但合约形式的政府人员在获续约时就得离开。不断更换工作环境和合约也不是没有让她陷入“现在合约结束了还没找到下一家”的困境。王筠婷目前在卫生部属下的国家健康研究所进行一项由联合国卫生组织推动的公共卫生调查报告。回顾疫情初期，那时的她是没有工作的，但也恰恰因为疫情让她加入卫生部的研究。随着年龄渐长，她直言不讳地说对这种不定的状态开始没有安全感。
不停更换工作，就和旅行一样，切换去新的场景、遇到新的人、接触新的文化，而且驻留的时间不长。王筠婷的斜杠生活就是不停地换项目、去新公司、面对不同的文化。面对比自己年轻的老板，看着越来越年轻可爱的同事，这些都需要适应；和不同人、不同组合工作，当中的磨合也需努力。等到好不容易适应了，又因合约或一些原因而离开。匆匆地切换，又在匆匆地重复切换，有时王筠婷也觉得很混乱，也会有难以适应新文化、新环境的时刻。王筠婷的调适方式就是练习活在当下。王筠婷的工作需要整理和分析海量的资料，这个过程也是对心的一种训练。
除了不停切换工作，王筠婷也有其他的挑战。她在国家油棕局做定量科学的研究，这几年才开始涉猎定性研究。王筠婷因论文而去砂拉越访谈了很多老人以收集资料，后来在卫生部做的几个项目也涉及大量采访并以采访所得资料整理成数据，属于定性研究。从注重测量的研究状态，过渡到定性研究，挑战不小。定量研究报告不可有“可能”“或许”之类的词，定性研究论文则可以接受这种没绝对答案的书写方式。从只对着营养盘的细菌，到对着人；从只接受数据，到可以接受口述历史，定性和定量是两个非常不同的世界。
热爱美丽的马来西亚
王筠婷是国中生，后来在本地大学拿奖学金念书。“我的资源是社会给的，关注社会现象是我报答社会的方式。”新冠病毒袭来，马来西亚社会陷入恐慌，人们甚至不会分病毒和细菌，无限大的恐惧让大家以“同归于尽”的心态消毒。她看出来大众对病毒认识太少，对科学误解太多，于是她选择用一些平台去向群众科普。
王筠婷乐意为政府打工，即使薪水不一定高，甚至有时还得自行带电脑去办公。王筠婷说，若觉得国家的系统不尽人意，与其骂它离开它，不如尝试进去做一些改变。此外，王筠婷也在马航370事件发生后自荐当翻译，只因想为自己重视的马来西亚做一些事。
王筠婷热爱多元。王筠婷以生物学举例，她不支持单元农耕，因为那样会导致马来西亚原本就丰富的生态变得偏单元化。“我支持多元的社会，因为这就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珍贵和美丽就是在于融合，这是马来西亚的美，也是马来西亚华语的美。亦如她的斜杠人生，足够精彩多元，才可为文学创作提供丰富养分，将零碎散落的故事凝聚成有温度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