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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生产分娩是其中一个最为考验她们心理和生理的经历，女性产后往往体力下降、体能转弱，还要加上焦虑、抑郁和创伤等。此外，照顾新生儿也不是人们想的那么简单。
身为一对可爱双胞男孩的母亲，我无法想像在婴儿出生后的头几周，自己必须放弃在家陪伴他们的时间而去上班。因此，母亲享有产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我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我也是一名职业女性。在我辞去联邦律师的职务后，我重新从事法律工作，并且参与政治。因此，我有机会从一个职业母亲的角度来评估新的《2022年就业修正法案》。
在政府宣布修订《1955年雇佣法令》，其中包括将带薪产假延长至98天的条文时，我的心情颇为复杂。
尽管我欢迎并赞扬政府落实和促成相关政策的善意，但在详细了解这项政策后，我不禁感到有些不安，即我们是否考虑这项政策对女性就业机会所带来的长远影响？
首先，不可避免的是，部分雇主肯定会将更长的产假视为一种影响生产力的“风险”。
随着这项延长产假的新条款即将在2023年1月1日生效，女性的就业前景将变得充满未知数。比起聘请男性，雇主若聘请女性，他们将必须考虑她们过后可能要求3个月以上的带薪休假，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更高成本。
这就导致雇主和企业为了平衡风险与企业生存，而被逼做出艰难的选择。
现灾难性后果
对于少数利润丰厚的大公司来说，他们具备充分的能力来缓解和管理这种风险。毕竟，他们一般拥有高薪顾问、人力资源经理和业务发展专家，来协助他们预见各种情况并进行相应的资源调整。
但在马来西亚，整体企业中有90%是中小企业。因此，政府有必要设身处地为中小企业着想，尤其是雇员少于10人的小型企业。它们的利润率不高，现金流量往往紧张且周期短促。
新冠疫情的爆发对许多企业产生了长远冲击，其中许多企业必须通过商业贷款和奖掖措施来扩大现金流量以求生存，承受极大精神压力。
当这些苦苦挣扎的中小企业无法花钱购买必要的工具来维持其不断减少的利润时，我们如何期望它们能够支付女性更长的有薪产假？
许多人认为好的雇主是不会让女性员工因为怀孕而妨碍她们的事业。但现实是残酷的，尤其是以目前的经济形势而言，马来西亚大部分小型企业根本没有足够的财力来吸收延长产假的费用。
我们必须承认，休产假的员工长期缺勤不仅会影响小企业的运营和生产力，而且通常雇主还必须聘请替代者，进而增加原本就高昂的成本。这是对中小企业的双重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三种灾难性后果：
1. 许多小企业面临倒闭的风险；
2. 中小企业将只考虑聘用年轻女性，以减低风险；
3. 生产成本可能上升——如果企业不仅要承担延长女性雇员产假带来的成本，还要承担聘请替代员工的额外成本，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将额外的成本转嫁给客户或消费者。
我们必须更仔细的研究这项政策，以确定它对劳动女性所带来的影响。
女性产后的休养是否足够，并不一定跟假期的长短有关，有时是跟休息的“质量”更有关系。
允许居家工作
我一直相信质量胜于数量。根据自己的经验，适当的坐月期对母亲和孩子的身心健康都有好处。所谓的高质量坐月，是母亲不受干扰，同时获得足够支持的环境，这对于减少产后并发症和建立牢固的母子关系大有帮助。
我相信，在这个关头，政府是时候探讨如何通过制定政策，为女性提供优质的产后坐月，而不是纯粹为了获得绩效，推出具有双刃剑效果的措施，最终反而损害了女性的就业机会。
例如，前首相拿督斯里依斯迈曾宣布政府办公室必须提供托儿设施。事实上，通过政府援助，私人企业同样可以复制有关概念，在职场周边设立托儿设施。如此一来，新手妈妈可以更放心专注工作，因为她们知道孩子就在身边获得良好照顾。
我们也应该从疫情吸取教训。通过数码工具和工作场所的灵活性，允许职场母亲居家工作，这是解决方案之一。
此外，政府也需要打破常规，鼓励接受全职爸爸，通过健康的方式开始平衡过渡，毕竟孩子是父母双方的责任。虽然《2022》引入了带薪陪产假的概念，这是值得称赞的第一步，但根据第60FA条，父亲陪产假仅7天，并且定下很多预设条件。
做家务是值得骄傲而累人的工作，在21世纪，平等已成为普世价值，父亲有责任与妻子分担育儿的工作。
民粹政策将导致雇主和雇员之间其中一方的利益被侵蚀，最终适得其反、得不偿失。因此，希望政府重新考虑这项政策，同时从根源下手解决问题，包括：低质量的儿童保育、僵化的工作条件以及对全职爸爸的歧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