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投票之前，先介绍马来西亚的选举制度。马来西亚是君主立宪制度，采“简单多数制”（simple majority），意即，多你一票就赢了。马来西亚也是一个选区、一个候选人，不像新加坡有集选区，要三四人组成团队参选。马来西亚也没有印尼、法国的比例代表制，为了照顾小政党，必须根据得票率分配议员人数。

“我们常形容选票是神圣的一票，确实如此，虽然随着喜来登政变、政治青蛙事件，让选民开始怀疑投票的意义和价值，但投票的影响力依然在。”陈亚才说：“比如竞争十分激烈的台湾和美国选总统，每一票都很关键，于是候选人和政党落力做竞选宣传，争取选民。身为选民，如果你不投票或投废票，等于把决定权交给别人，让别人来决定谁执政。投票的积极意义就在这里，你要自己行使投票权，还是你要放弃而让别人帮你做决定？”

陈亚才透露，马来西亚投票率普遍在80％上下，70％是中等，60％属偏少，只有极少数状况如名人对名人，才可能达到或超过90％。放眼全世界，一些成熟的西方国家平均投票率也才60％或70％。他补充，“东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状况不一样，导致民众的政治参与度、政治重要性的认知度也不同。西方国家政治稳定，不会产生极端变化，民众不认为政治很重要。不像马来西亚是发展中国家，选好的候选人、政府会影响衣食住行，所以投票变得很重要。第二，西方国家社会结构相对稳定，如果领导人不幸意外，全国哀悼一两星期后就恢复正常运作，不致于引起社会动乱。”

年轻世代告别恐惧货比三家

针对18岁投票者，陈亚才认为这可能会左右选情，因为从人数来讲，18岁和新选民（首投族）有580万，对比目前约2100万选民，占了四分之一的比例。不过，在约2100万选民中，人口最多的年龄群体是28岁到40岁左右，大约是80％，也就是说青年以上、中年以下占多。

“很多人很担心18岁搞不清楚政治，但年龄不是绝对因素，即使是40岁、50岁，不成熟、容易受骗和受煽动的大有人在。第二，18岁刚好中学毕业，开始要为自己的未来做决定，他们也可以提出诉求，他们想像的国家的未来是什么？”陈亚才说，以前大选来临前铺马路、装路灯，打温情牌提高胜算，但后来也有人不卖账，因为照顾基本设施本来就是政府的工作，没有大选也应该做。

“钱照拿、票照投，想要通过好处来影响我，好处我拿了，但票不一定投给你，而是要做对比，哪一个是比较好的选择。选民也在慢慢成熟，不容易受到煽动，新世代也没有上一代的政治恐惧，现在很少会听到有人谈513事件，我们是通过选票来选政府，没必要通过武力或性命。当社会有这样的共识，即使可能看起来有点混乱，或有人想通过动乱来达到目的，但是大家还是相信不致于造成流血。”

观看目前的政治窘局，选民普遍都有一个困扰：本来大选应该是选人才、选贤能，但怎么看似乎都是烂苹果？我们并非总是有“好的”选择， 事实上几乎是在“坏”和“更糟”之间做出选择。陈亚才说，“烂苹果”说法存在已久，至于如何选择，他觉得除了部分忠诚度高、只认旗帜的铁粉，其实选民可以从候选人的演讲、政见去做判断。不过，由于政党各有即定立场和利害关系，同时间最好也去聆听民间团体、非营利组织有关分析选情、政党竞选宣言的讲座。

陈亚才认为，投票就像消费，要货比三家。“理性消费就是理性投票，对比ABC之后做决定，不过这种人属于少数，因为投票某个程度是理性，但它也是主观的。举例，有的人就是要选A党，不管派谁都会投给他，所谓认党不认人。也有人认人，觉得他能力和形象不错，所以投他。”

善用选票战胜黑暗

“投票的情况非常多元，影响一个人的投票决定因素也很多元，可能听了某演讲突然觉得手中一票很重要，或是周围议论气氛让他觉得要慎重其事。”如果你陷入“投票”、“不投票”两难的思辨，不如先给自己一个未来想像图：往后五年、十年，你想看到怎样的马来西亚？如果是多元开放，对比各政党的历史、作风、立场和政纲，哪个比较可能带领往这个方向？此时，大概就有了谱，要把票和未来托付予谁。

“一票看似起不了波浪，但是把很多个人集在一起就是一个数字，个人行为变成集体行动之后，那个力量、意义价值就彰显出来了。特别是根据过去的选举结果来看，一些选区的多数票只是一两百张票，所以每一票都很有关系。”身为民主国家的公民，对于要支持哪一政党和候选人拥有选择权。但是，要不要出门投票，陈亚才认为期望值会影响决定。

“有的人说选了又跳槽，很灰心，恰好相反，在不确定的、价值颠倒的年代，选民更应该出来投票，拨乱反正。举例，2018年之后政治青蛙汹涌，大家都反感，因为大家都反感，政治人物难免有压力，最后朝野共识之下，通过反跳槽法令。”陈亚才说，此法令是在相对形势不看好之下通过，具有划时代意义。大家都希望法令的通过，能在某程度上制止“中选就跳槽”的恶劣行为。“越是黑暗的时代，大家越是期待光亮，选民的行动力以及手中的一票，越能展现它的意义和价值。”

投票率高低影响国家稳定

投票看似是简单的动作，背后牵涉的原因各异且有趣——有的人一大早就出门排队投票，也有人待在家里睡觉、追剧，对选举没兴趣。丹斯里翁诗杰认为，影响一个人投票的可能因素，往往离不开选民的心态和情绪。

“宏观层面，如果选民对参选方的政党或候选人皆无好感，相信很多会选择弃选。又或者，选民觉得上一届的选举结果不受尊重，比如：民选政府因议员跳槽过档而倒台，导致本属少数党的一方，因议员跳槽加盟而壮大，进而组阁。这种等同窃取政权的做法，也足以打击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心，进而影响来届选举的投票率。”

至于微观方面，地方上的突发事件，包括天灾事故，也会冲击到选情。针对一些人，他们认为一票根本不能改变什么，或觉得选举似乎大局已定，投票已经没有意义，或是没有属意的候选人就不出来投票等“悲观心理”，翁诗杰说，弃选心态是不可取的，如果这种心态任其蔓延泛滥，即便选举照样举行，可是投选率偏低，对选举结果的代表性是大打折扣的。

投票率的高低，会直接影响民主国家稳定运作的正当性。如果在每次选举时，大部分人因为“有理由”或“没理由”而不出来投票，最后由仅获很少数选票的政党来管理国家，这样的“民主”都不是大家所乐见的。拥有投票权，但有者不甚理解投票的价值，甚至觉得不重要。到底，投票能带来什么呢？

体制社会里资源分配难公平

“多党选举的议会民主把选举制度视为检测民意基础的圭臬，在这种源自西方倡导的制度下，所谓凸显‘一人一票’公平性的‘票箱民主’，似乎已成为西方国家检测他国是否奉行民主制度的唯一标准。”翁诗杰展开说道：“事实上，这并非是民主的全部，真正的民主实践应该是以民意为尊。这不应该只体现于选举的形式而已。重要的是，选举后的立法过程中，当选的立法议员可曾真正咨询民意？”

翁诗杰认为，即便是“一人一票”制度，也不尽然是公平反映民意的保证，反而选区划分、选民人数的悬殊便是最为明显的败笔。他也提及，在议会民主的实践上，任何的立法都足以影响社会民生，因此议员的立法须以民意为依归。“乖离民意，不得民心的立法，其相关政党和议员必会受到选民以选票来制裁惩处，但这只能等到来届的大选。”

投票最大的普世价值是追求公平，然而多数社会都是金字塔结构，越往上越少人，知识水平、文明程度、专业能力、资源分配等都是极少人掌握。试问，投票在社会及民主进步的历程中，在扮演怎样的角色？

“诚然，在议会民主的选举中，选民不分阶层，其手中一票的价值是相等的。在任何一种体制的社会里，资源的配置永远不可能公平，这或是导致社会认知水平不一的原因之一。值得关切的问题是，选民是否对参选的政党及有关选区的候选人有足够正确的认识，其所做的决定是否立足于正确的资讯。唯有这样，社会的民主素养质量才有望改进。”

据翁诗杰观察，近年马来西亚流传一种选举风气，直接冲击选民的投票意识，那就是大力鼓吹 “投党不投人”，导致不少候选人凭藉这股强劲的宣传而成功当选。他进一步解释，“可是有些上位后没有做好本分，难免予人一种‘滥竽充数’之感，而选民本身也不认识代表自己的代议士。这是一种空前的隔阂，国州议员与其代表的选民，既然互不相识、全无互动，又何来表达民意？”

新生代拥有投票权是趋势

至于18岁投票及自动登记为选民一事，翁诗杰持有正面的态度。他说，这是对届满18岁的新生代，尊重其参选权利的一种具体表现：“但是，要凭此提高和普及议会民主意识，却还得让这些首投族对国家政治有清晰和多元的认识，才能做出符合他们切身利益的正确选择，否则很容易会成为备受政党误导的目标群。”

年轻人拥有投票权是世界的一个趋势，但是不能过于简单地看待这个事情，因为年轻人的政治和公民参与意愿，往往因人而异，且存在很大的差异。举例：父母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感兴趣，他们的孩子也会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更感兴趣。或是，年轻人在学校接受的教育支持学生在课堂上提出关于社会、公民和政治方面的问题，允许他们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的政治兴趣、公民意识和知识就会提高。

在马来西亚，投票是选民的权利，有的人会出来投票，也有的人选择不投票。但在一些国家，如新加坡、澳洲、比利时，却规定人民一定要参与投票，否则会被告上法庭。 这样的强制投票，能提高投票率，某程度也能够激发及鼓励国民参与国家发展，它是否也适合马来西亚？

翁诗杰不赞同马来西亚实施强制投票，因为它各有利弊，端看各国的民主认知水平而定：“马来西亚眼前极需努力的是选民的民主教育，在对民主的认知普遍尚待深耕之际，任何强制投票无异于把选民看成是投票机器，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