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乡僻壤以及烟雨橡林中成长的小子，青少年时体弱多病，能够先后在芙中及振中唸完六年中学，又有幸在3年后考入南洋大学修读中文系，虽半途因贫病辍学，与文学士学位无缘，但比起和我一起捉豹虎、捞打架鱼及玩“果利”的许多孩童玩伴，我确实是幸运多多，因他们长大了依然离不开那个低气压的环境生活，他们中不是胶农就是木工或矿工。固然其中也有三两个开始经营小生意而后成为小富商的。

我的健康渐渐恢复，而此刻参加政治行列又中选为一名州议员，可惜民主议会因五一三事件而终结，也不知拖到马年马月才重开。

在国家民主陷入黑暗的日子中，我收到几位新加坡文友的来笺，劝我重返南大的怀抱，继续完成文学系未竟的课程学业。

我在南大结交的作家朋友不少，其中包括吴宜羊(吴达昌)、李贩鱼、陈瑞献（牧羚奴）、莫河、烈浦、泡蒂及钟祺，当然要加上同班的陈如信（陈朗）。陈氏刚去世不久，留下两部散文著作。

小说取材社会小人物

歹羊写小说，取材下层社会小人物。李贩鱼写叙事诗，乃现实主义诗人。陈瑞献（牧羚奴）现代主义诗人作家，后来成为新加坡国宝级艺术家。（我在黑土村养病的那年，牧羚奴不忘写信来安慰及鼓励我。可惜他给我写来的十多封信，因多次搬家弄到全部丢了，诚为可惜。记得他在唸现语系一年级时，他热情地邀我去旁听潘佑华教授讲英国文学史。

一天潘教授讲到英国诗人雪莱，一个把自己名字写在水上的诗人，至今我对雪莱的诗作还很入迷，确是从旁听潘教授的课而养成的。但我从政之后，大家也就停止了交往。我至今还记得在六十年代中，我养病时所写及发表在报刊杂志的一些新诗（以黎春为笔名），他在信中给了这么几句评语：我（牧羚奴）平时吃惯大鱼大肉，现在读到您写的一些朴实无华的诗章，就如餐桌上的一碟青菜，吃了开胃。（注：牧羚奴的字迹很难看懂，有点像鸡爪，又有些似豆芽。）

刚过世不久的莫河，一生致力于散文创作，共出版了廿多部散文集，是著名的乡土散文作家。

泡蒂（黄如石）比我迟一年入南大读中文系。他是文坛多面手，散文、诗歌、小说及评论均写得不错。可惜英年早逝，死时不到40岁。

最后说到已故好友钟祺。他是五六十年代新加坡著名诗人之一。

回想我在南大的两年读书生活，接触最多，交往最密的，乃诗人钟祺。他那时在南大先修班任职，经过同学的介绍而认识。记得还有一位他的同事，名字叫做吕应遇。我们经常在文学院外面的一个茶亭喝咖啡聊天。茶亭主人跟我很熟络，却是个上了年纪的人。我为这个茶亭写下一则散文：《垂暮的茶亭》，它刊于其时星洲日报的文艺副刊《星云》，编者为林健安先生。

钟祺白日在先修班工作，晚上又要到义安学校去上课，他修读中文系课程。在他住家的客厅上挂着一幅对联写着：文章无价值，学问皆实头。可见他对文凭学位的重视，那也许是社会的通病，就因为他的生活太过劳累，既要工作，又要考取学位，还勤于文学写作，他身体原本不强的底子，更加剧他健康往下滑的情况，结果导致诗人钟祺英年早逝，十分可惜！

赞赏林吉祥领袖作风

不管怎样，我对钟祺兄在世时对我的关怀与鼓励，是没齿难忘的！

然而，我感到抱歉，对于钟祺及其他星洲朋友的来信建议我回南大唸完其余一半的课程，我表示不能接受。

我的理由很简单：我也是一个人民代议士，在责任与道德上，我必须和我的选民在一起，我不能在民主政治的黑暗中，为自己的学位弃他们而去。如果我做了，在良心上一定过不去的。

况且行动党的林吉祥同志，他为了政治上的责任和道德，在沙巴飞返西马，明知自己会被当局逮捕，也得面对现实。那个时期的林吉祥同志，是党内上下一致尊敬的领袖。我们生活自由的大小同志，要做什么，都会考虑到身在牢狱中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