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行动党中文火箭报，在八二年之前，是不定期出版的党机关报。

党中央为了配合时局的需求，对国阵在八二年大选获得压倒性胜利而大张旗鼓在推行“三一”同化政策进行有效的批评与反击，因此决定将中文火箭报以周刊的形式出版。

我身为党中央全国宣传秘书，有责任执行党的指令，而进行更广泛及深入的政治宣传，俾使全国人民，尤其是华裔选民了解一个大马的政治现实，即当反对党在国州议会的席位被大幅度削减后，种族主义或任何形式的极端思想都会接踵而来。因此，人民必须吸取教训，要确保民主政治的存在与发展获得有效的制衡，就有需要加强反对党在国州议会的政治力量，换言之，国州议会必须增加反对党的议席。

行动党自1969年参加首次大选以来，就曾不断地向选民灌输“三权分立”，以及否定执政党在国会拥有三份之二或更多的议席的重要性，因为执政党随心所欲，可以凭着三份之二的大多数票，对联邦宪法进行篡改，进而危害及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益。

行动党身为一个大马负责任的反对党，我们无权干预或阻止任何社团组织，包括一路来为华校华教站在最前线争取合理合法权益的董教总，而实际上，在争取母语教育的公平合理对待的问题上，民主行动党跟董教总的做法是步伐一致的。然而，对于董教总在1982年大选前的决定，将许子根、郭洙镇及王添庆等人参加身在国阵的民政党，高喊：“打入国阵，纠正国阵”的口号，此种高举“民族大旗”为号召的政治措施，却发生在离开大选前的几天，它不仅让民主行动党措手不及，难以应对，而令普遍的华裔选民也感到在投票上的纠结和困扰。

“打入纠正”一厢情愿

事实证明了董教总的“打入纠正”是一厢情愿的，此举非但纠正不了国阵，而他们“嫁出去女儿”，却被国阵纠正了。

在马哈迪首相首次在国会提出“三一”政策时，民政党也好，马华及其他华基的政党也好，都成了乖乖儿，“静静”党。

董教总其时的领导者，由于在华教的问题上，屡战屡败，在很无奈的情况下作出了“打入纠正”的决定。但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里应外合”，他们为何不在1982年大选前，也把几个女儿嫁给反对党，尤其是民主行动党呢？如果他们有更成熟或周详的考量，整个大选就不会形成董教总与行动党的“硬碰硬”局面，让马哈迪领军的国阵取得压倒性的胜利。

邀请陈泽坡当主编

然而1982年大选已成事实，要追究对错也与事实无补。但它必须成为政治斗争的一个教训，尤其是弱势群体必须考量得失的后果。

针对上述的各种问题，笔者身为全国宣传秘书，决然负起党的委托，把不定期出版的中文火箭改为周刊出版，让它成为行动党更有效的喉舌。

火箭报改为周刊出版，我本身分身乏术，有必要物色一个编辑人才。

这时刻我想起了在砂州结识的一位同志，当我为党务访问砂拉越时，我也拜访了《人民论坛报》的主编陈泽坡，他是报人也是民主行动党进军砂州的领头羊之一。记得当我首次到古晋时，泽坡同志还安排了《人民论坛报》的记者微风小姐（后来他们成了夫妻）给我作了专访。

陈泽坡同志其时好像在准备结束《人民论坛报》的出版，我因此电话联络他，看他有无意思到西马来发展。我对他说党文宣部有计划要把中文火箭报改为周刊出版，并打算请他过来当主编。他二话不说，立刻决定接受这份差使。

根据2018年间马来西亚华文报人协会出版的文集《圈里圈外》，该书收集了陈泽坡撰写的一篇文章《我从东马来到西马》，里头提到他担任火箭报主编的往事，他这么写着：“廖金华捎来好消息，党要将《火箭报》改为周刊，聘请我为主编。我自然义不容辞，一口承诺。”

泽坡在同一篇文章里也写到他在古晋时，曾接待过来访的党中央领袖，他包括林吉祥、李高、林子鹤、李霖泰、陈德泉、廖金华、P巴都和法兹兰等。

让我再引述泽坡同志以下的一段文字，作为本文的结束：

“廖金华其时是党全国社会文化秘书暨加影区州议员，也许是全为文人，彼此言谈极为投缘，初见面就如多年故交。《人民论坛报》编辑微风特地为他做了一次访谈，写了数千字，刊登在封面版。后来这篇访谈获得槟城《星槟日报》总编辑谢诗坚的青睐，将之转载。也许是这段与金华的交情促成他成为我后来到西马任职火箭的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