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期间，传来一个重要的消息，那是邵氏公司发生了大地震，制片经理邹文怀离开了公司。

邹先生留给我的印象是笑瞇瞇的，永远没有看过他发怒，人很年轻时头发已秃，留有小撮发在头顶，像日本的奶油公司的广告的那个婴儿，戴著很厚的近视眼镜，本身眼睛已小，更是几乎看不到瞳孔。

第一次经过香港时，邹先生还亲自驾著车，带我到太平山顶去看夜景，对著万家灯火，他说：“可惜再过二十多年就要归还给大陆，到时的灯光有没有那么亮，就不知道了。”

后来在影展时遇到了台湾导演白景瑞，刚从义大利留学回来，拍了《今天不回家》一片，非常卖座，锁定了在台湾影坛的地位。

白景瑞一看到邹文怀，即刻跑过来向他热情地握手，“邹先生，真的是谢谢你了，你人前人后都赞扬我，令我受宠若惊。”

深藏不露没有敌人

等他走开后，我问邹文怀：“他真的那么厉害吗？”邹文怀笑著说：“我们身在电影圈，大家的道路不知什么时候会碰在一起，说人家好话不要钱的，有一天要用到他们，总是一个好的开始。”

邹先生就是那么一个人，永远深藏不露，也从来没有敌人。

影展的派对中，一大堆女明星一起吃饭，邹先生很会说笑话：“我有一个朋友很喜欢开人家的玩笑，一天，他扮成鬼吓一个胆小的人，果然把那人吓得全身发抖，差点口吐白沫，看到那人样子不对，就除下面具，向那胆小的人说不必怕了，鬼是他扮的。岂知那个人继续发抖，口颤颤地说：“我…我…我不是怕你。我…我是怕站在你身后那个鬼！”这次倒把那个喜欢开玩笑的人吓得差点昏过去。”

说完把所有的女明星都笑坏了。

邹先生的酒量很好，又对红酒的研究很深，他叫朋友买的年份后来都涨了很多倍，八二年的佳酿出现时，他向人说一定会起价，值得收藏。自己买了好多，家中的买的香港人最爱喝的Pichon Lalande八二年怎么喝也喝不完，也曾送过我一大箱。

原名邹定鑫的他，祖籍广东潮州大埔，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当年的传说是上海人做生意最精明，在上海生活的潮州人更是厉害，邹先生就是属于这种人。

定居于香港之后，因为圣约翰毕业的人英文都十分了得，邹先生就去《英文虎报》任职体育记者，后来又在美国新闻处主持“美国之音”的广播。

六先生刚从新加坡来香港，还要到处找一个经理，经好友的推荐，请了邹先生，在1957年加入邵氏集团担任宣传部主任，一九六○年中期晋升为制片主任，到了70年再升为行政总裁。

离职出走的人渐多

从大一辈电影人的口中得知，邹先生对英国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修养认识甚深，六先生很多这方面的知识都是由他传授的，在生活的一切点滴都要和邹先生商量，这一点我没有问过六先生，是否事实，有待考证。

但邹先生有生活情趣倒是真的，他的桥牌打得很好，已是世界比赛的级数，后来也爱上打高尔夫球，在球场上结识不少巨富和政要，包括李嘉诚。

当制片经理那段期间，一切大小改革都由他处理和决定，记得他的办公室就在六先生旁边，门口总是坐满了要来开戏的导演和其他重要的工作人员，间中来找他找得最频密的是何莉莉的妈妈，她最爱找邹先生为莉莉加薪，而邹先生对我说过：“公司的决策容易解决，最难应付的倒是何妈妈。”

一个职位做久了，总有一些弊病，邹先生当年有权签支票给那么多员工，不必经过六先生同意。

这时候方逸华开始进入邵氏，抓出很多小毛病来，在机构中成立的“采购组”，公司的一切花费，经过她调查和比较下的价格，可以便宜出许多来。

六先生当然也不会反对这种做法，上海人做生意，能省则省，方小姐的权力也一日一日地壮大，但是拍电影，时间最重要，有时因为一点小钱而延迟或耽误的结果，反而损失更大。

这时邹先生感到处处遭受到限制，工作上越来越不顺利，电影是一门烧银纸才能满足观众的行业，不是因为省钱才能做得好的。

在维基百科中也有这种记录：“在1970年由于邵氏公司吝啬的薪金制度，不满而离职出走的人渐多”。

邹先生在暗中起义，本来和张彻谈好一起到外边闯一闯的，张彻心机甚密，在最后一刻还向金庸先生和倪匡扮成到底要不要离开邵氏而决定不了，其实他心中已有答案要留在邵氏的。张彻背叛了邹文怀，第一次做老板已经要遭受这重大的打击，但始终已走了这一步，不能退缩，邹文怀所创的新天地后来也几经风波，最后成功，这已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