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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搞垮一个群族，就搞垮它的文化；搞垮它的文化，首先得打击它的教育。我们的学校，从民办学校到变成国民型学校，某些人在慢慢‘吃’着你。”教育议题常年受到极高重视与关注，正如温任平所说，它背负着群族文化的蕴涵与象征，是不可被磨灭与侵犯的文化堡垒……
“我人在金宝、怡保、吉隆坡，我曾在许多学校执教。在这很长的时期里，我的肉体虽然没被流放，不过我的心灵、精神却遭到流放。”天狼星诗社社长温任平说。他是马华文学史上推动转变与改革的重要人物，2010年，温任平获颁第六届大马华人文化奖，有“马华评论第一剑”之称的张景云形容他为“一个对自己有企求的知识人”。
“流放”使温任平想到“放逐”。放逐有两种，一种是规训体制内的严厉处罚，另一种是自我流放，虽不是被掌权者放逐，但流放者却是有着强烈的自己并不属于这里的感觉。温任平的流放情况是，“你会感觉到，你生存的这片土地的平等是表面的，于是你产生了疏离感，进而走向自我放逐，而且是表象无法察觉的。你有你自己的生活，但你的心里觉得，你不属于这片土地，尤其是当我们被称为‘Pendatang’时……”
“流放还有更糟糕的形式，那就是流亡，如果更严重一点，那就是逃亡。”温任平提及，曾为罗华炎的博士论文《高行健小说里的流亡声音》写序，题为《创伤经验：从流放到流亡》。高行健于2000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家，是首位获得该奖的华人作家。但，当时的高行健却是以法籍身分领奖。这背后因素得回溯到文革时期。
国庆日推出“流放”诗集
高行健以《一个人的圣经》获得诺奖，另有关于现代主义与启蒙思想的作品，但从中国作家的角度而言，高行健的写法是在效仿西方，并无体现中华民族应有的精神。恰巧当时，高行健处在不平安的时代，逗留在中国的高行健，深受精神的打击与肉体折磨，他因写作被太太向掌权者告发。于是，在某个天寒地冻的夜晚，高行健将自己30公斤的作品与书籍埋进雪地，像是将自己的遭遇埋葬在冻土中。高行健并不想认得作品的所埋之地，他清楚自己不愿意再回来这个危殆之地，他要逃亡！
“而我，选择留下来，因为总得要有人留下来。”温任平说。回忆起七十年代中期，温任平作为天狼星诗社社长，目睹诗社中坚分子温瑞安、方娥真、李宗舜等人赴台深造。当时“流放”的态势已成，“自我放逐”的想法在社员心中萌芽壮大。
温任平坦言，他也曾想过赴台，但最终选择留下来，只因他离不开家室更放不下天狼星诗社。他将当时对“流放”欲拒还迎的感性，写成34行的《流放是一种伤》。较年轻一辈的社员，也因此留下与他并肩作战，分担其心中苦闷。“这样的‘流放’与罗华炎博士论文中提及的‘流亡’语义有别，它们指的是不同层次痛楚的创伤经验。‘流亡’是‘逃难’，它把流放的意思都统摄在里头。”
温任平在当年写了不少“流放”内容的诗作编入诗集《流放是一种伤》，在1987年8月31日出版。该诗集推出34年后，温任平说，当初选择国庆日推出“流放”诗集，是因为诗集中的作品，充斥飘泊意象及明暗喻，有趣味且反讽。同时，也象征一个群族憋着已久的声音，寻找时机，喷涌而出。这声音的传递是有必要的，承载着重大意义，是群族走向未来的希望。
教育权力分配不均流散人群成形
一直以来，我国的教育权力是依据族群分配，很大一部分人在十至二十岁左右，会遇到身分与文化认同危机，尤其是60～80年代，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政策出台，科技发达也让民众开始对海外美好有了憧憬，正好满足他们的文化乡愁。
文化乡愁是当代趋势，由于受到政治伎俩愚弄且又不被给予公平对待，致使他们的认同感有了转变。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于是华人开始向往中华文化发源地。因国情与民生因素，台湾便成了众多华人在文化乡愁下的首选，一波“回归”主流的流放潮因此形成。
要理解文化乡愁，或能从Nostalgia入手，Nostalgia也被称为“水手病”，相传是18世纪海员特有的病。海员远离陆地和家乡在海上飘泊，长期海上航行，让思乡情绪高涨，这时就会患上水手病。乡愁是煎熬与折磨也是感触或惆怅，主要体现在对故土眷恋的情感状态。
乡愁力量并不如所见般微小，作家常以其化作为创作灵感与动力，并在文学中反映文化深层的心理结构。正如早期的作家大多皆由中国南来，因此他们对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执念，作品流露着对故土的情怀与归属感。与此同时，这些作家也受到左翼思想影响，他们招揽并吸收了一群年轻作家，随后加入他们进行文字的斗争阵列，虽然对局势影响不大，但他们仍希望将左翼思想传递给更多作家，以此反映当下处境。
“教诲主义的作品没人看的。这些作品往往有一个定律、套路，有钱人、银行家的人设通常是坏人；农夫、穷人都很伟大，但他们很不幸地遭受各方剥削。”受左翼思想影响的作家，常在自己的作品中展现出社会上贫富对立、社会矛盾，这样的作风，可归因于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因为对毛泽东们，唯有不断推翻阶级、进行政治革命才能保证自身安全。
对比来自港台的作家，他们更注重在文学作品的艺术与美学。文学对港台作家而言并非塑料工具，文学于他们是有着独立的存在与价值，是实实在在的艺术品，必须通过各种形式技巧经营而出。把当时的中国、港台作家来比较的话，两者刻画的文化乡愁无论形式、中心思想、意蕴等皆相差甚远，唯一不变的是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与归属感，以及为此拼搏的奋斗与努力。
将诗谱成曲寄托情与思
1958年，温任平开始写诗，该诗篇名为《晚会》，是他在学校某场聚会上和舞伴共舞，玩得忘我后而写下的。1972年，温任平创办天狼星诗社并且担任社长，带领一众诗人发起第二波马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现代主义文学阵容也于其后扩大，藉此抵抗早期马华文学主流的现实主义文学，并实现对马华现实主义的反扑。
温任平主张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作品批判现实的功能，以便读者在作品中，得以对道德进行反思。对此，文化乡愁成了现代主义思潮中，重要的内在驱动力，也是马华现代诗在此时期的重要表现。
文学创作非常多元，呈现文学的方式不仅能透过文字传播，音乐也行。1981年，温任平与音乐家陈徽崇策划国内第一张现代诗曲的唱片《惊喜的星光》，收录八位天狼星诗社社员的12首诗，由陈徽崇与弟子谱曲，邀来宽柔中学合唱团团员远赴新加坡录音演唱。
谁能想到将一首现代诗谱成曲、唱成歌，搭配现代诗原有的意象与节奏，竟能造就独特新奇的效果，堪称一场文学与音乐兼具的飨宴。诗原有的美感，透过音乐旋律，将读者带入诗人谱写的世界，使得读者更接近诗人在诗中寄托的情与思。
“1990～1998年期间（诗的创作）开始比较松散，那时候都在写专栏。中间有了些缓冲，但到了2014年，我和天狼星全面回来了。”虽有一段时间放下了写诗的笔杆，但温任平不愿就此歇下。
文字这武器实用也最有意义
温任平在过去常为他人以紫微斗数算命，皆因人们往往对自己的运势走向感到好奇，希望可以预先知晓操控着自身命运的天机，因此找他算命的人多不胜数。对此温任平笑言：“门庭若市。”此外，温任平本身对精美物品饶有兴趣，在那段时间内也进修自己，学习珠宝鉴定。通过观察一块“石头”的重量、颜色，或以专业仪器测量它的密度、色泽等的鉴定方法，它的真实性与价格便可浮现而得知。
温任平将自己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及心思都寄托在这两个兴趣中，本身文学创作也迎来了低潮期，而专栏依然是他在持续着的写作，旨在希望自己不完全与文字脱节。“一旦和文字脱节，你一定会感到后悔。因为文字一旦离开，它会离你越来越远，就如你的爱人，你如果不尝试挽留，你肯定会对文字越来越生疏。”
天狼星的归来，意味着温任平熬炼诗心的烈火不曾熄灭。温任平透露，诗社目前共有六十多位社员，聚集不少旧部与新血。社员在文坛上大放异彩，甚至在诗社复出之期也挤身进入诗作精选集。温任平与诗从不分离，近年来陆续推出新，如《倾斜：温任平诗集》、《教授等雨停》等，此外也持续在各平台撰写专栏与书评，秉持“将学到的写出来”的理念。
温任平希望本地文学创作的热血能够持续灼热，无论时代发展与走向如何，文字将会是最实用且有意义的武器，也藉此让本地文学创作能有更多元的方向与呈现，打造更具有地位与影响力的马华文学。在某个专栏中，温任平曾如此写道：“如果我是一颗星——文昌还是文曲星——也够累了，只要天狼星永远亮着，社员孜矻于创作，一颗星的陨落实在算不了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