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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欧美殖民势力开始进入中国。清朝不仅签下多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同时也肆无忌惮地将中国的文物劫略回国，这包括了敦煌文物和圆明园的兽首。这些原属中国的器物，从此一去不复返，要观看或进行研究，还得大老远的跑到欧美各国的博物馆、图书馆和研究机构。甚至还要通过拍卖行抢购回来。
余秋雨《文化苦旅》首篇<道士塔>在文末，引述了一位日本学的讲话：“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接着描写中国专家的反应“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王道士的圆寂塔前。”这不仅表示了中国学界的吐气扬眉，同时也是对西方国家盗匪行为发出了铿锵有力的谴责。
《春秋》桓公二年有一笔鲁国窃取他国器物的记载如下：“取郜大鼎于宋，纳于大庙。这是讥刺鲁桓公制造宋国的动乱，然后随意拿去他国的器物，并收纳在祖庙之非礼行为。“纳”是指鲁国也不接受的用词，供奉祖庙本应使用“献”，却用“纳”，表示鲁国先祖也不会接受。
不知耻的非礼行为
这个鼎是宋人消灭郜以后而取得，本应称宋鼎，称郜鼎是因为是不义而获取，并借此批判宋人的消灭他人国家。这也是《春秋》器物依据最早原有主人之名来命名，土地则依据后来取得者来定名（器物从名，地从主人）的原则。土地可以因为更换主人而易名，如俄罗斯占领了乌克兰东部的土地后，就成为俄罗斯的领土，但器物不论流转到何处，其名称永远都不会改变。
《谷梁》进一步的分析认为鲁桓公弑君即位，同时令宋国放生动乱，现在又将他国之器物据为己有，并放在祖庙献给先祖，如此非礼，即便是鲁国的先祖周公也不会接受。更有甚者，此鼎本是宋人取自郜国，现在鲁国又取自宋国，实际上这是宋人以鼎贿赂鲁国，所以不写“宋人来归”，而写“取于宋”，其实就是归罪于鲁。
西方每好讲人权、自由、法制，可是行事往往违背西方自身定下的法则，尤其在权力和利益的前面，只剩下丛林法则。这种掠夺他人财物，据为己有，并摆放在自家门前展示，这同鲁国之取鼎置于太庙，完全如出一辙，亦属于恬不知耻的非礼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