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以为我拿了金马奖、威尼斯影展，拍电影会很容易，但惨酷的是，每一部电影都要从新开始，别人并不理会你之前有什么光环，反而问：你第一部行，第二部还行吗？第二部行，第三部还能这么行吗？可能第四部没得拍了。”

张吉安说，导演是一个需要强心脏的工作，经常面对各种不确定性，很多时候也不是导演说了就算，不如外间认为那样权力大；虽此，他觉得这是冒险又快乐的事情，特别是能用镜头说故事。

2000年从电影系毕业，张吉安不像多数的班上同学，毕业后马上拍短片。他先后当过剪接师、意外记者、广播员，特别是12年的广播生涯，为了广播节目及自身兴趣使然，四处采集乡音、口述历史、研究戏曲、社区关怀、做民俗活动和田野调查，在里头浑然忘我。

“已故导演雅思敏阿末（Yasmin Ahmad）是重燃我回到电影这条路上的恩师。她问过我，你读电影系毕业，没有想过要拍电影吗？我当然想啊，只是没机会。”

2017年不被电台续约，张吉安把过去采集的“513事件”家属故事，拍成30分钟短片《捂．义山》，这部初试啼声的作品最后入围釜山影展。过后，2020年首部电影《南巫》更获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影评人费比西奖与奈派克最佳影片。

少了疯狂都不行

从电影系毕业到第一次当导演拍短片，中间隔了17年。张吉安表示庆幸，正因为这段“不务正业”的17年，让他累积了无数养分。

“我以前觉得自己做乡音采集、社区关怀，都和电影无关，可是当我拍了电影才发现，这17年里所做的一切，以及方方面面见过的人，看似和电影无关的人生点点滴滴，其实都在串连今天的道路，也是我现在创作电影时一个重要的图书馆。”

“我现在拍电影，哪怕是没有我要的场景而给我第二选择，我也会依照这个地方调整故事。或是，在和演员沟通，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界限在哪里，我都能察言观色。这些都是过去我长期做社区关怀、乡音采集时，所累积的环境经验。 ”

用17年磨一剑，他自侃要有一点疯狂才行，因为谁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17年。另外，他也相信有一股力量指引：“我觉得老天爷会决定你走往哪个方向，这不是宿命，而是我相信，老天自有安排。”

电影《五月雪》重现513历史

2009年，张吉安和朋友们到雪州双溪毛糯麻疯病院做社区关怀工作，有院民向他们揭露当地后山有一处“513事件”罹难者墓地。自此，张吉安和好朋友周莉娜修女每年固定到墓地，向“513事件”家属采集口述历史，前后约8年。

他很想拍电影，把这故事说出来，甚至想带导演雅思敏阿末（Yasmin Ahmad）到墓地，希望她拍成电影，但还未来得及邀约，她却猝然离世。之所以对“513事件”的故事心心念念，主要是过去采集乡音、口述历史时，很奇妙的，每个地方都有这事件的影子。

比如，在半山芭做社区关怀，从老人家口述得知，当年在半山芭大华戏院及附近被杀害的人，被大卡车载到双溪毛糯埋葬。或是，在采集乡音及悍卫苏丹街活动中结识已故茨厂街老街坊杜志昌医生，对方收集许多早年的电台录音，包括1969年5月13日晚上，国父东姑阿都拉曼在电台宣布戒严的录音。

如今，这个陪伴他多年的故事，终于被他拍成电影《五月雪》，他要如何诉说这个故事呢？

“我把《五月雪》定调为历史伤痕、人文关怀的电影，它讲述513发生时，不同的人在恐惧情况下活下来的故事，以及在他们心中留下的阴影。电影在威尼斯影展首映的时候，欧洲影评记者很惊讶电影里没有血腥的镜头，反而像是在温柔讲诉一个历史事件。”

“我创作这部电影的时候，没有太多怨恨，也不是在指责谁，希望电影送审时电检局能同理一下，事情经过五十多年，经历513活下来的人，有的还在寻找亲人的坟墓，他们只是期待政府能告诉他们，那一天真正发生什么事情？”

在出发威尼斯影展前一周，张吉安和制片、演员蔡宝珠带了100朵菊花，逐一放在513墓地的墓碑旁，以花慰情，告诉他们：“你们的故事会在威尼斯影展首映，记得过来看。”

《五月雪》是否会在马来西亚上映，他说目前只是确定11月会在台湾上映，电影还没送审计划，可能要等明年。

电影是艺术品也是商品

“我是这样定义自己的电影风格，戏里有很多人文关怀，用不一样的角度探索社会低层、边缘人的生活。这和我长期做社区关怀有关系，我常遇到孤独的老人、失业中年男人、戏班老演员，这些人处在社会边缘，大家不会多望他们几眼，我却觉得他们有很多生命故事。”

“我的父母是乩童，家里是一间神坛，我庆幸自己有机会读大学，也因为读电影系看了很多世界电影。电影里反映各种贫穷、社会不公不义、历史惨痛等议题，能让我带着同理心看待社会低层的人，不是站着看他们，而是蹲下来和他们聊天。”

张吉安的世界观深受电影影响，在电台工作的时候，他就不像一般广播员接秀、光鲜亮丽站在台上主持；他穿T恤和拖鞋、拿著录音机，沿家沿户采访，甚至拿布条抗议拆除老街，用广播工作赚来的薪水支撑他做社区服务。

如今拍电影，他也有自己的处世之道。他说，电影是艺术品也是商品，需要多方兼顾，才能在导演追求的理想电影，以及观众想看的理想电影，两者之中取得平衡。

“电影是全世界最贵的创作，也涉及庞大的团队合作，除了导演，还有监制、摄影师、作曲家、美术设计师、演员等，单单拍摄现场可能就有五六十位工作人员，导演要懂得如何与整个团队合作。

团队中一定会有各有己见，必然得有人妥协，但张吉安认为，妥协并不代表放弃。

“举例，要打造一间真实的场景需要1000令吉，但我只有300令吉，怎么办？我可能用租或借，或改剧本拍这场景的局部。别人说这是妥协，但我觉得这是能屈能伸，看情况行事，环境给你什么就要去适应，在有限的环境中做无限的东西，而不是怨天尤人。

跨国合作主动走向世界

张吉安想拍贺岁片，但自认没有能力：“越商业的东西越不容易拍，因为笑料和温馨要适中，否则搞笑过度变低俗，温馨过度变煽情。因为我的成长经历，加上电影系的训练，艺术电影才是我最熟悉，也是最有信心的。”

自3年前夺得金马奖最佳新导演之后，有四五个投资方找张吉安拍贺岁片、喜剧片、僵尸片，他都一一婉拒。他乐见国内电影风气逐渐兴起，不过也有一点隐忧。

“数码化摄像把拍电影的门槛拉低，越来越多人进入电影行业，这是好事。与此同时，竞争力变强了，日久见真章，也有不少人因此被淘汰。”

谈到近10年电影圈流行跨国合资的现象，像《五月雪》就有马来西亚晟创娱乐、新加坡电影发展局、台湾文策院、台北电影委员会三地投资方。对此他说，现在电影已经无国界，各方愿意拥抱这作品，无论是被冠上台湾电影、马来西亚电影或新加坡电影，“我觉得是OK的。”

他认为，马来西亚电影要主动走向世界，尤其像他这种创作类型导演，拍的又是社会人文关怀题材的电影，很难找到投资方。通常拍完电影，到国外参展、上映，闯荡出一定成绩之后，有机会回来马来西亚，才有可能获得市场关注。

“不要只是等待国家电影发展局资助，因为资源有限，也不是每个人都符合资格。我理解自己不符合资格，所以跨国合作是现在必走的一条路，让马来西亚的故事能更快、更有机会被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