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导演与编剧王礼霖带着李心洁监制，吴慷仁和陈泽耀领衔主演的催泪电影《富都青年》（Abang Adik，以下简称《富》）走过日本、瑞士、菲律宾、美国、意大利等影展，此趟获奖连连的影旅中，摘下台湾第60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更在台上映仅3天就成为全台票房冠军。绕了地球大半圈后，终回到大马正在上映，导演做客此间为你说一个“在这残酷的世界，至少我还有你。”的故事。

此番可说载誉归来的《富》导演王礼霖，他来自霹雳太平（Taiping）。众所周知，这是我国年雨量最高的城市，因此得名“雨城”，雨城里有座太平湖，湖畔边上有美丽的雨树。

在这个山明水秀、纯朴民情的地方，当地人过的是慢节奏步调，他在华联独中度过六年中学生涯，“我们学校附近有动物园，常常会听到狮子或老虎吼叫声，太平湖就位于校园后方。”

他觉得，在这生活好、空气好的成长环境里，连带其个性也不赖，“基本上，我是没有叛逆期的，当父母亲忙于冰淇淋批发生意时，我会做饭备餐或帮忙处理家务事。”

“我个性好动，不爱念书。”初一那年，尽管生来爱绘画，但在众多学会里，他选择到佛学会报到，翌年，他更当上了主席，“当时的佛学会是学校最大、会员最多的学会呢。”

他把主席角色发挥得淋漓尽致，“每周有佛学班、假期办生活营，总之热衷于搞活动。”期间，他接触到继程法师和音乐人周金亮，巧合的是，前者是《富》的监制李心洁的禅修导师。

“在生活营或学校佛学班都曾听过继程法师讲课，至于金亮老师则有到校教唱佛曲，他教会我的第一首佛曲是《传灯》。”他说，佛学会是个关爱团体，他们常到老人院或孤儿院探访。

这些课外活动都出于自觉自愿利他精神，在佛法薰陶下，他及早懂得什么是爱和人要有爱的道理，“我学着关心人，也试着付出爱，爸爸常说：做人不要对不起他人，自己吃亏没关系。”

他笑说，时至今日，他是那个会主动跟父母亲说“我爱你”的孩子，“从未有人特地教过，只是，我认为，有爱就要说出来，让身边人感受到你爱他／她。”如今，他用电影去谈情说爱。

给赤脚流浪汉买双鞋子

自小生长在一个有爱家庭，王礼霖声称，他有个既平凡又安稳的小康之家，“童少年生活并无大起大落过。”尽管自己未活在风吹雨打里，不代表他对别人生命的狂风暴雨视若无睹。

“当时，班上有个生活较贫困的女同学，上课外活动时无交通，我会去载她；家里有买到多出的杂粮，我会带些给她。”年少的他已是个暖男角色，“我是个喜欢照顾大伙儿的人。”

长大后，此个性也未曾随岁月褪色，《富》拍摄期间，有一回，他跟团队到精武山取景，在咫尺之远的茨厂街，目睹有个流浪汉赤着脚，他当下心中想的是：“没鞋子穿很可怜。”

他马上到邻近商店买鞋子和面包，“把东西放在其身边，也没有吵醒他。”如是举动不只发生一次，在拍《富》中阿迪（Adi，陈泽耀饰）的一场戏时，他再次见到流浪汉。

“他也没穿鞋子，我又去买鞋子给他。”在面对不尽如人意十之八九的现实社会，这样一颗有爱的心会否活得比冰冷的心更容易难过，“不会呀！只要看到了，想做就去做，无需刻意。”

“童少年时的认知是，在校做个好学生、在家当个好孩子，同时也要对别人好。”他踏实地长成师长眼里的乖巧孩子，不仅当过两年模范生，最后还当上总学长，“可我的成绩不好。”

与菲外劳建立革命情感

自知绝非读书料子，王礼霖盘算到齐藤学院念广告设计系，两年后马上踏入社会工作，“我爱大学生涯，但我不喜欢念书，只好选择自己擅长的绘画来修读。”

毕业后，他如期到广告公司上班，接着才发现那并非他想要的生活，在姐姐建议下，他决定前往台湾当外劳，“那时仍年轻，我心想说，不如给自己机会出去闯一闯。”

他以为会在电话组装厂上班，偏偏事与愿违，“抵台后，那是我人生首度遇见的寒冬，我们一群外劳到医院做检查、拿报告后，陆续被送往目的地，我是最后一个下车的那个。”

那是一家铁工厂，当时接近下班时间，“厂长递给我一个便当，再叫我自行到楼上挑间空舍宿住进去，傻傻走上去后，才发现棉被都是湿的，便当也是冷的。”

“当下我什么都不懂，也完全没有准备，那一刻心里特难过。”直至周末再遇见姐姐时，他表达想要回国的意愿，但碍于合约已签，只能继续留下来。

“随后，同住在一栋宿舍的菲律宾外劳开始接近我，他们关心我有没有带足够的衣服，也带我去邮政局让我写信和寄信回家。”他说，初时心情特难过，经常在夜里偷偷哭泣。

“翌日，外劳朋友会趋前来安慰说：别哭啦！来了就别想太多。”他跟他们建立起一种革命情感，“谁愿意离乡背井、谁又想离开温暖的家？我们来这里不都为了生存与生活吗？”

边写信边流泪度日如年

“那就试着把工作时的委屈忍下来。”王礼霖亲睹这群外劳朋友，即使遭厂长责骂也一笑置之，“过了就算了，他们还劝导我别介意厂长说的话，人好又乐天，这样才能过日子呀。”

在那段当外劳的岁月里，他每天清早五点钟起床，负责收拾垃圾，六点钟漱洗和用早餐，准备八点钟上班，由于当地月薪不比在马的工资好，他只能想尽办法省吃俭用。

“我到面包店买些面包，再做成切片吐司，一天只吃两片，午晚餐有工厂员工餐，我都不舍得花钱。”那段日子他常给远方妈妈与另一半写信，边写边流眼泪，难熬日子确实度日如年。

但，他深知已是廿多岁人，总得自强不息不能再依赖别人，于是，他努力让自己适应这件不喜欢的事，当他磨铁磨到脱臼、扛铁扛到跌倒流血，他都独自步行半小时到诊所就医。

“外劳朋友有脚踏车，但我不要麻烦他们。”他当下想法是，自个可承担的事，便不想打扰别人。半年后，由于跟老板处得不错，以致后者愿意跟他提前解约，才结束外劳生涯。

这一段在台日子里，他亲见外劳朋友对他付出的情感，并非建立在亲兄弟与否关系上，“身为人的爱是无私且无条件的。”人在异乡得到的温暖，让他留下深刻印象。

这个异乡心灵冲击使他有想过写个暖暖的情感故事，却不敢奢望有朝一日会拍进电影，“当时每天都在倒数回家的日子。”

首部电影监制却出师不利

回到吉隆坡后，在1999年至2013年间，王礼霖在中文唱片领域闯荡，当中一手捧红了东于哲，此乃大马二人男子演唱组合，除了郭晓东，另一位成员则是《富》中阿迪─陈泽耀。

为了把旗下艺人推出市场，他不想处于守株待兔状态，于是开始涉足电视剧制作，先后参与马台联合制作的《逆风18》（2008年）、《我和我的兄弟．恩》（2011年）等偶像剧。

他声称，本身是个偏爱缅怀昔日之人，“我依然听老歌，尤其在吉隆坡居住的岁月，有张学友的《祝福》、潘美辰的《无路可退》、林忆莲的《伤痕》等歌陪我，每首歌都有从前的故事。”

这也是为何他进一步进军电影圈时，他选择回到太平母校拍摄爱情电影《同学会》（2014年），“我要留下家乡美好一面，包括：重现当年念书样子，还有那图书馆与课室的模样。”

可惜，首次担任电影监制却出师不利，“赔了四十万令吉。”他坦承，当时是在不成熟阶段执行此事，“当下有后悔，因为钱卡住了，但不做《同学会》就不会有后来的《分贝人生》。”

2014年，他陷入生命低潮期，可家是永远的避风港，“我躲回太平，不想上班、只想放假，让自己冷静，期间，最大思考是：未来要往哪儿走？”彼时，有朋友给他拨了个电话。

“你做电影的，要不要参加金马创投会议。”当下他懵住了，什么来的？“我不曾听过。”他不晓得这是为华语电影相关创作者与电影发行商之间所设的台湾投资平台。

为不被看见的人事物发声

朋友继续对正在赔钱又欠钱的王礼霖说道：“这个无需花钱，只需写两千五百个字的故事。”听罢，他马上收拾行李回返吉隆坡并自问：“如果可以制作大马电影，我要说什么故事？”

“我不要商业或爱情电影，我想要关心自己成长的这片土地的事情，那不如写一个贫穷家庭如何面对社会艰难的挑战，只是，他们家里有个小朋友跟他们是毫无血缘关系的。”

他会有此构思得把时序退回2013年，他提及当时跟随《中国报》连同马青到吉隆坡贫穷地区探访，“我带了郭晓东到广东义山后方贫民窟，才惊觉城里依然有人过着无电无水生活。”

“其中一个印度家庭有个华裔小朋友，印度爸爸对我们说，有一天早上，他打开门时就有个弃婴在家门口，他不知可以怎么做，惟有养下他，而这个孩子迄今都申请不到身分证。”

在这个繁华大都会依然有人过着贫穷线下生活，他说，社会贫穷议题不过是大背景，他更想通过电影着墨人与人、人与家庭之间的情感，“许多事情还是必须回到人身上。”

由陈胜吉导演执导，他出任监制的《分》电影企划，在两百多个案子中脱颖而出，最终获得金马创投百万首奖，并且还邀得影后张艾嘉主演，“老天关了一个门必会再开一个门给你的。”

此后，他决定只要有机会做电影，都会想为大马边缘、弱势群体，以及不被看见的人事物发声，“这些事情会发生在世界上任何角落，只是，社会人士应当以人性视之、用仁爱待之。”

“电影是奇妙媒介，可代我传达无法用文字表达的事，它酝酿出让观众关心的议题，促使大家有了讨论空间。”《分》的贫穷妈妈后，他拍了《迷失安狄》（2020年）的变性爸爸，再继续走到落难兄弟。

强烈反差高楼包围老区

当王礼霖从太平南下吉隆坡念书时，其落脚地是城里的八打灵旧区，“我对旧区特别有感觉。”这种情意节使得他把《富》大背景，锁定在老味道依旧在的富都（Pudu）老巴刹。

“我懂那里有个富都广场，也曾到为食街吃咖喱猪肠粉，真正了解这座老城区是为《分》勘景，那时拍了许多照片。”此番拍《富》的原本设想是从富都车站开始拍延伸到整个富都。

“毕竟车站是全国游子抵达吉隆坡的首站。”然而，他发现老巴刹四周围被新建高楼大厦重重包围，老社区里则有老人、外劳、贫穷人家，还有中性人在五脚基站街拉客。

“环境外观反差已极大，这里的汗水味代表蓬勃的生命力，散发着浓浓富都味道。”讽刺的是，电影里两兄弟与中性人Money姐等人，就住在带有“富有都市”之意的方圆几里中。

由他执导的《富》叙述一对无血缘关系、无所依靠的兄弟，因无父无母而无法申请身分证，以致在这老城区苟且偷生，马来片名叫着“Abang Adik”，“我到所有影展都会先介绍片名。”

“大家以为‘Abang Adik’是两兄弟之名，但其实是兄弟之意，这也延伸出戏中兄弟俩名叫阿邦和阿迪。”他表示会以兄弟情作为核心主轴，那是因为现实中身为独子的他渴望有个弟弟。

他说，平日他总会自问，如果有个跟屁孩弟弟，哥哥该怎样？哥哥要给弟弟多少爱，才算足够？“我把自个情感都投射到电影里了。”然而，有观众挑战戏中哥哥对弟弟施以大于自己的爱。

“我是不曾遇过，但不代表它不存在，故且别把世界想成只有一个面向，在他们身上出现的爱是逾越我们认知的。”他直问，三个无血缘关系的人扶持在一起，那不是爱又会是什么呢？

“他们是遭社会遗弃的一群人，若果不互相取暖，还能怎样？这种取暖于他们是黑暗中的光明点。”

影子丝巾梳发有弦外之音

凭《富》拿下金马影帝的吴慷仁所饰演哥哥角色，他如影随形的爱虐心又催泪，导演引用了罗马尼亚大诗人马林索雷斯库 （Marin Sorescu，1936─1996）的诗作《影子》形容戏中哥哥。

“影子时而有、时而无，哥哥则是时而在、时而不在，哥哥永远都活在暗处。”王礼霖在戏中善用光影处理哥哥与弟弟的阴暗与光亮面，他说，类似小巧思贯穿《富》整部电影。

他提到有戏分的小物，那是阿邦买来想要送给暗恋对象─缅甸女子，但送不出去的一条丝巾。

“世界上所有人事物都会消失，当他与它消失后就会化成纪念，丝巾是短暂出现在他们仨生活里的物件，它纪念着无法开花结果的爱情，也纪念了即将生离死别的身边人。”

另外，戏中有好几幕哥哥为弟弟梳发的画面，“小时候，妈妈很爱帮我梳发，因为我是个要把头发梳得整齐的人，这梳发举动是种爱的表现，而戏中哥哥就像妈妈把梳发当作爱的连接。”

“戏中最后梳发画面，却透露不同讯息。”在狱中将面临死刑的阿邦望见童年的自己回来了，“小阿邦对大阿邦说：我们可以不用再辛苦了，放下吧！我帮你梳头，之后我们一起走。”

“那是跟自己和解的有爱动作。”一把小梳子梳理今生头绪，亦梳掉今生不甘，“不再跟自己抵抗，放下过往云烟的事。” 有大马“监狱法师”之称的开照法师，最后按下生命大泪诉后的阿邦的手，不也带有此意吗？就算前方是死路，也是一条通往下一段生命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