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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学生的天赋能力不尽相同，用一套标准去衡量条件与资源不同的城乡学校、才华与兴趣不同的学生，无疑已是过时的教育理念。如今，教育部将权力下放后，即强调自主办学与百花齐放，让校长有更大的空间发挥。
主编：潘永强
出版：大将
关键绩效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简称KPIs）是前首相纳吉在2009年所推出，用来订定组织的工作目标和让计划有效执行与完成的一种管理方式，因此这几年来，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教育部公布许多KPIs相关的数据。
例如高表现学校的排名，是将全国中小学分别列为最好的第一级（Band 1）明星学校，到最差的第七级（Band 7）差表现学校，以及要求小学必须达到UPSR成绩全国平均积分（GPN）少于2.80的KPIs。
唯将特色与条件都不一样的学校，以及才华与天赋不尽相同的学生，全都放在同一个标准内比较，这不就是填鸭式教育了吗？这种“绩效导向”的教育方式，是否适合现今社会的需求和应付未来10年的变化？
立意良好，适得其反
管理单位常认为，只要有具体目标、可衡量标准、可进行评估的工作，就能有效落实目标，但KPIs所设立的各种追求卓越表现的指标迷思，是否真的能解决问题？执着于数据会为教育带来怎样的后果？
我国教育部在2010年订立了四个KPIs目标，即在2012年把学前孩童入学率提高至87%的“学前教育班”（Prasekolah）；确保三年级学生掌握国语读写和数学运算能力的“识字与精算计划”（LINUS）；选出100所卓越表现的“高表现学校”（SBT）；以及鼓励校长带领后段学校进步的“卓越校长优惠”（TBPGB）。
教育部立意良好，但如果只是设立一系列指标，和限定必须在限时内“取得进步”，而不去探讨阻碍学生学习的客观原因，从教育角度来看是适得其反，急于求成而坏事。
追求数字指标，忽略背后成因
以识字与精算计划来说，学校为达到教育局订下的KPIs“必须及格”的目标，成绩落后的学生无论如何都“必须进步”，因为学校必须交出漂亮成绩向教育局官员交待，证明有完成KPIs的目标。
不少在前线工作的老师透露，学生跟不上进度的原因非常多，其中可能是学生来自单亲家庭、隔代教养、父母疏于管教以致学生疏于学习；抑或学生学习能力出现问题，例如学习迟缓、过动儿或自闭症等。
因此，政府机关应该做的是对症下药，至少先了解是何种因素导致学习进度缓慢，而不是一味向学校要求指标领先或达成目标。
这些KPIs指标为全国学童设立统一标准，但却忽略学生之间的差异，学生的学习偏差根源不被正视，教育部迷信数字和执着指标的做法，以致无法看到学习落后的真正原因。
KPIs有可取处，唯缺乏实际援助
一名在霹雳州微型华小服务的校长指出，该校学生人数只有数十人，学生包括三大民族和原住民，试问这样的乡区小学到底该如何在KPIs的制度下，与城市地区名校一起竞逐高表现或高学术呢？
该校长认为，某些KPIs目标的出发点是好的，例如要求学生出席率必须达到至少95%，因为该校他族学生缺席率颇高，教育局并没有提供任何资源或实际方案，以协助KPIs目标的落实。
他说，该校有原住民学生一年有数十天不来上课，最后是校长和老师登门载送小孩上学，以及提供生活援助，才激发有关学生自动到校上课，这样的情况在许多乡区微型学校并不少见。
与此同时，校长也告诉笔者，该原住民学生来自单亲家庭，居住在交通不便的偏远油棕园深处，母亲工作抚养全家五口，生活捉襟见肘，屋里家徒四壁，孩子成长于这样生活拮据的环境里，难以完成基本学业。他说，弱势家庭的问题应该由社会福利、就业援助中心，以及其它政府单位协助，因为要让弱势孩童上学，必须先安顿他们的生活，但这不应该沦为学校与老师的工作，而KPIs绩效制却无法处理这一点。
学校排名带来的竞争
另一个高表现学校KPIs，是将国内逾7600所中小学依据各项表现评比，分成第1级“最优秀”学校，至第7级“最差劲”学校，透过排名鼓励学校取得进步。
由于高表现学校排名可为学校带来明显的荣誉与实质好处，许多校长对此乐此不疲，劳师动众要求全校师生投入KPIs竞争游戏，就连家长也都认同这样的排名，认为高排名的就是好学校。
可是“好学校”不一定是适合孩子的学校，如果孩子喜欢体育，那应该选一间拥有球场和草场的校园让孩子就读；如果孩子有艺术天分，那应该选艺文活动出色的学校让孩子接受薰陶，而非迷信高表现学校排名。
沉迷指标排名只会为教学带来反作用，学校为追求KPIs排名，会变相注重短期内见到效果和可被衡量的校园活动，这会牺牲掉其它无法短期看到的成效，但是没有被纳入KPIs的事务。
例如塑造学生的个性与品德、培养孩子探索世界的好奇心，以及自我学习的能力等，这些没有办法量化但又更为重要的能力，在KPIs这种只关注分数和排名的“应试教育”制度下被忽略。为孩子找到适合他们的教育方式，才是教育真正的意义所在，而不是盲目与狂热地追逐学校KPIs排名。
未来的KPIs，权力下放学校
古晋巴达旺县副教育厅长王芍强表示，所有KPIs都是依据《2013-2025马来西亚教育蓝图》制定，这些KPIs目标包括学生、老师、纪律、成绩、学校自我管理与评估等各种类别的要求。
他指出，拿督阿敏博士（Datuk Amin Senin）在2017年接任国家绩效教育总监后，虽然仍使用KPIs作评量，但许多教育项目已下放权力给学校，由学校订定本身的KPIs目标。例如，教育部已宣布在2019年停止识字及精算计划（LINUS）模组配套，改由学校自行决定评估方式，以及取消了全国平均积分（GPN）的要求。
换句话说，如今教育部鼓励由下而上的基层意见反馈（Bottom up），由学校来订立自己的目标，即如今不强调学校之间的竞争，也不是学生之间的比较，而是学校自我要求和自我决定目标与进度。他指出，每个学生的天赋能力不尽相同，用一套标准去衡量条件与资源不同的城乡学校、才华与兴趣不同的学生，无疑已是过时的教育理念，因此才下放自主权让校长有更大的空间发挥。
他指出，如今教育权力下放后，即是强调自主办学与百花齐放，短期内必然会让学校感到不适，但这也考验校长的能耐与领导力，正视学校的问题与条件，挖掘在地的社会脉络，展现学校本身的特色，这样才是正确的办学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