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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一九六六年加入民主行动党至一九九零年的廿四年来，前后担任过森美兰、雪兰莪、霹雳及直辖区的州委员会秘书，在九零年中我在党全国主席曾敏兴医生主持的一项会议中，被党宣布接任直辖区州委会主席。
我被委为州主席乃填补原任李霖泰的辞职所造成的空缺。
在此回忆录里，笔者不想叙写李霖泰为何辞职及较后退出民主行动党，而不再参与任何政党之政治活动的事宜。
在这里我要说明的是，我自从离开双溪芙蓉移师至雪州加影，并中选为州议员后，我和李霖泰先在雪州，后在直辖区，他任主席，我当秘书的多年政治合作都不曾出现人事问题，我们间可合作无间，不管对内或对外，我们都没出现过言行上的纠结或磕碰。
而我回忆起我与陈胜尧在雪州委员会，他担任主席，我当州秘书的日子里，在处理州内党务上，也一样没有发生过秘书和主席之间不能合作的问题。
然而事无绝对，不管你怎样曾为人设想，甚至于两肋插刀都在所不惜，当你有了自己的想法和主见的时候，就是无风也起浪。苏东坡词人的“亦无风雨亦无晴”情境也成为词境，在政治现实中变成破境。
心痛战友变质
回忆起自己第三度中选为士布爹国会议员之后的一段日子，一转眼也便担任了七年半的直辖区委员会主席，其时正面临另一个州委员会的改选。
其时直辖区的“山头”主义在两个国会选区的领导之间崛起。它随着时间而扩大，令当主席的笔者夹在其间，州内的民主被绑架，连开州委会会议都成了问题。后来，州委会议的无法成会，也成为“居心不良者”攻击主席的借口，令人感到“不明事理”的心寒。
我感到心如刀割的不是“居心不良者”的闲言及无的放矢。因为他们敢那样放肆，是由于背后人的指使。
这里所指的“背后人”，是一起并肩作战的同志，是自己心仪多年的领导及战友。
我之所以要面对那样的压力，纯然出于我对民主政治的存在与发展，有着自己的独立主张与作法，那不是反党，只是对领袖的领导作风有了一些意见，期盼能给予改进，这我认为是爱党者该有的责任。
到了直辖区州委会改选的那日，清楚地记得那天的大会是在吉隆坡某酒店的会议厅进行。党中央对这次直辖区党员代表大会的召开非常重视。时在一九九七年，党全国主席曾敏兴及党秘书长林吉祥，均出席了代表大会及发表政治演讲。
根据州党员代表大会的议程，在任州主席的我最先发表谈话。
在我的致词中，我把多年担任州主席的感受都一股脑儿地抖了出来。我当然也将党领袖不理会我内心的感受与做人的尊严受损而发声，我列举历史上许多成功和失败的人物，愚与智，得和失的故事作为谈话的资料。我想到会议召开之前，那权威领袖的一番劝说，他要我接受一个政治现实，原来他要某个“山头主义者”接过我的主席位，要我降级担任州署理主席的位置。
为放下感自豪
担任过七年半的州主席，问题不是由于我的无能，而是由于党内的“心头”不合作。他命令式的要笔者降级，这是何等的耻辱？如果我在某个场合叫对方，你应该退位让别人接过棒子而你屈居为老二，你能接受吗？
我的尊严告诉了自己，别人也许多可以接受，但我不能，而且是绝对的“NO”！
然而，我为自己找到一个光彩的下台阶，那是在我主席致词中，我向党员代表大会退出州委会的选举。我不再成为直辖区州委会的理事。
我不会为自己的放弃而感到伤心，反而觉得自豪。廖金华就是廖金华，不同意更不支持殖民地主义的“分而治之”，何况是发生在党内的“分而治之”的伎俩哉？
